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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噩梦的时候——这样的时候非常少——梦见的主要是在集体农场度过的孩提时代。他几乎没有做过关于部队或“六日战争”的很紧张的梦，关于那次任务的梦完全没有。

尽管很多人都习惯了有关现代情报机构如克格勃、中情局，特别是“穆萨德”而建立起来的神话，但他们还是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即：为什么会派这样一位普通的年轻人去领导这样一次特殊的行动？除此之外，对超级特工杜撰式的描述又加强了这种感觉——比如：詹姆士·邦德和斯密勒——他们有非常高的造诣，性格丰富多彩，已成为我们文化期待的一部分。在一个层面上，我们知道这个虚构的特工只是想象的产物，把马基雅弗利的俗气和亚瑟王的骑士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另一个层面上，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人声称自己是詹姆士·邦德，却明显达不到他那样的成就，我们就觉得受了欺骗。

除非他是个变态。这是另外一种类型，我们也能接受。我们习惯那种高深莫测的冷面杀手，也就是黑手党式的职业杀手、暴徒。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野蛮的暴徒和非常老练动机高尚的高级特工也许都存在，但毕竟很少（尤其是后者）。尽管都是虚构的，都是神话，我还是相当系统地阅读了当时的记录。我认为，情报机构的大多数雇员——包括“穆萨德”，尽管是传奇——都是非常普通的人。这一点常常被事实所证明，只要秘密行动一曝光，就可看出来了——无论是利勒哈默尔还是1950年那次著名的“苏珊娜行动”都是普通人。在“苏珊娜行动”中，以色列特工企图破坏西方国家在埃及设立永久性军事基地的企图，并希望归咎于埃及民族主义者。

鉴于此，“穆萨德”的一个著名的“复仇者”突击队的领导是一个趣味、见解、动机和成就都相当普通的人就不足为奇了。跟克格勃不一样，“穆萨德”通常似乎连“谋杀”或“肮脏的把戏”都不会依靠犯有罪行的变态者去做。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控制和提供支持。把五个拿着瑞士银行存折的暴徒派去搜捕恐怖分子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每次转折的时候，他们都得制订计划，提供指导。与此同时，初露头角的爱因斯坦也完不成这个活。杰出的人物通常选择别的方式为社会做贡献——或者如果他们选择情报工作作为职业（这种情形很少）的话，他们就会以别的能力来为社会做贡献。而开枪杀人的事只有留给普通人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们必须忠诚勇敢的同时，还有一个选择标准，即缺乏某些突出的品质，这一点和他们具备某些品质差不多同等重要。很显然，对他们来说，想像力太丰富、盲目或者莽撞都是不可取的。想像力太丰富会多疑；太盲目会不稳定；太莽撞会粗心。一个反恐突击队要减少风险，似乎得找到两个问题的答案：怎样找到目标以及突袭后怎样脱身。（第三个问题——怎样突袭——通常是由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来自线人，这是一成不变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脱身——占了整个难度的百分之九十，是最需要准备和组织才能的。

第二个问题的解决要归功于这个现代都市社会时刻处于动态之中。在当代社会中，彼此陌生、流动性强和拥挤不堪——甚至在人口集中的地方以外——使旁观者，甚至权力机构变得漠不关心。几乎谁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再加上突然袭击的环境和不愿意干涉别人所谓私事的想法，就使得在突袭之前进行监视和突袭之后脱身成为可能。政治刺客——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顽固不化的神风队队员或者单独行动的亡命之徒之外——很少有被当场抓住的。跟他们的受害者一样，刺客们撤到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安全之所以后，再受到袭击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除非他们的同伙叛变。如果没有人叛变，他们被当局搜出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我认为，“穆萨德”的本事——其他特工组织也是一样——就在于他们对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