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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和质疑并不是毫无根据的。阿弗纳在伦敦大街上被恐怖分子跟踪了。紧接着，三个特工一个接一个地被恐怖分子杀害了。第一个特工死在恐怖分子雇来的女人设下的温柔陷阱里。第二个特工在研制新式弹药时被神秘地炸死。第三个特工在冰天雪地的深夜里散步时遭人暗算。阿弗纳虽然感到震惊、愤怒，但在强大的、无形的恐怖势力面前，却又无可奈何。连是谁杀害了自己的同伴都不得而知，更别提报复了。阿弗纳更加困惑了，既对同伴们神秘的死亡感到困惑，也对这种循环往复、无休无止的复仇怪圈感到困惑。正是这种困惑，坚定了他后来离开特工组织和选择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的决心，从而完成了人性的自我救赎。

表面上，三个特工是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但实际上，杀害他们的恰恰是这种困惑。随着暗杀行动的连连得手，特工们变得神情恍惚，举止古怪，神秘莫测。看着一个个生命倒下去，他们变得越来越沉默、惶恐与不安。他们心灰意冷，疑心越来越重。他们随身带着枪，充满了杀气。这种困惑无法与外人言说，不能向家人倾诉，害怕与同伴沟通。孤独像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把他们紧紧笼罩。他们变得孤僻、厌世、迷惘，甚至绝望，于是企图从女人身上、从工作当中、从全神贯注的思索之中得到一丝慰藉，结果却为恐怖分子所害。小说自始至终都没有交代三个特工到底是谁杀死的，不仅没有交代，还大肆渲染，故布疑阵。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特工们正是死于这种困惑呢？困惑久悬不决必成困境。特工们走不出困境，只有走向毁灭。

拜伦说：复仇是一盘菜，最好等冷却之后再来吃。复仇也许是一盘菜，但得有失去人性和灵魂的冷血杀手才行。否则，即使冷下来的菜也吃不下去。《复仇》中的特工们都是有血有肉的热血男儿，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家人。于是，死亡似乎是他们的惟一选择。

没有走向毁灭但已心如死灰的阿弗纳最终离开以色列去了纽约。他不能找工作，因为他不是美国的正式移民。他跟那些从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一样，成了美国庞大的地下经济中成千上万的从事低级工作的外国人中的一员。但他不认为这是剥削。相反，他心存感激。他不介意开出租车或刷房子得到的钱比正式移民少，也不介意工作时间比他们长。正是在开出租车或刷房子的时候，他慢慢意识到，这些是他可以干一辈子的活。

每次看见父亲坐在折叠躺椅上，半睡半醒地梦想着红宝石，等待电话铃响的时候，阿弗纳就庆幸自己终于走出了复仇的怪圈。这种觉醒来自于他对复仇行动的作用和意义有了比较透彻的了悟，来自于他对人生不可摆脱的荒谬的认识。他认识到，复仇根本不能最终消灭恐怖分子，也无法消灭世界上的恐怖活动。一个恐怖分子倒下去了，另一个恐怖分子又会像指甲那样很快长出来。当笼罩在神圣的国家使命上的面纱被撕下来以后，现实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用暴力来遏止暴力是完全不现实的，它除了能引发新一轮的更加猖狂的恐怖活动之外，还把复仇者摆到了与恐怖分子同样残忍的位置上，跟恐怖分子变成一丘之貉。随着现实本来面目的逐渐显露，复仇者内心的动力渐渐消弭了。

《天谴行动》无疑是一场悲剧。正如其他悲剧一样，它解决不了现实的生存困境，只能暴露残酷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它是悲剧创作者情感的表达，同时也以“同情”的方式引发接受者情感的表达。这种表达是情绪的宣泄与净化，也是对处于悲剧困境中所显示出来的生命力量的哲学思考。在这场“有价值的东西被撕毁”的悲剧中，毁灭的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应唤起我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和尊严的重新审视，对生命以及生存之本质的理性思考。

序幕

慕尼黑

与大多数以线条流畅、设计巧妙为特点的现代自动步枪比起来，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看起来敦实坚固。这种被正式命名为AK47的攻击步枪，据说是由一位西伯利亚农民发明的。至少围绕着这种世界上最流行的武器的传说是这样。它简单粗糙，长三十四点二英寸，枪托和握把是木制的，深黄色，中部和前部是金属的，暗灰色，中间也是金属的，是后膛和扳机。弹夹向下，呈弧形，可装三十发七点六二毫米的子弹。短导程子弹可穿透钢板。若设置于自动开火状态，卡拉什尼可夫可在一分钟内射出一百发子弹，初始速度为每秒两千三百三十英尺，或者每小时一千六百英里。许多国家都生产过这种枪。近距离使用时，它可以将一个人一分为二。

1972年9月5日，几支卡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