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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人怎样管理‘穆萨德’的话，他们只需要找到那些趴在地上寻找五法郎发票的人，就找到了以色列特工。”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另一个集体农场。他这个“野客”又置身于加里西亚人之中了。但他并不烦恼。事实上，在“穆萨德”这个组织中，一个“野客”也许还是一笔财产呢。在集体农场，那些加里西亚人并不真正需要他：他们靠自己就能把每件事办得好上加好。但是在这里，特别是在欧洲工作的一线特工中，有个古怪的“野客”并没什么害处。像加里西亚人这样聪明、勇敢的人，他们是不会消失在幕后的。由于他们特有的举止言行和生活态度，同化不是他们的强项。这样，语言的问题就来了。从总体上来说，以色列是个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父母或祖父母为东欧人的年轻以色列人很少有外语说得好的人。也许是因为“野客”身上有比较多的德国人或法国人的血统，所以他们常常被误认为这些国家的人。他们不喜欢身上穿着西服，脚下穿着跑鞋。

阿弗纳总是在欧洲才有家的感觉——比在以色列更觉得像在家里一样。欧洲人购物、过马路、订餐、叫的士的方式更适合他。人们的穿着或打招呼的方式，女士们回望男人的眼神，都与他心目中人们应有的举止行为一致。虽然他几乎没有学过巴黎或罗马的艺术、建筑和历史，但他确实知道哪里旅馆干净、便宜，什么东西在哪里卖以及哪条路去机场最便捷。他也知道哪里有咖啡馆和夜总会。他是火车时刻表、邮局作息时间表和便宦纪念品方面的专家。他喜欢的很多东西都在喧闹、高度发达的欧洲城市里。他喜欢这里的氛围。

除此之外——跟大多数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不一样的是——阿弗纳在欧洲有私人关系。他在法兰克福上学时最亲密的朋友安德雷斯就在那里。

坦白地说，他第一次去法兰克福时，还没有想起安德雷斯。这不奇怪：在这之间的十一年间发生了那么多事——集体农场、“六日战争”和“穆萨德”组织——但他记得外公。阿弗纳一直想着法兰克福那些著名的建筑物。但在飞回特拉维夫的途中，他想起了安德雷斯。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在电话簿中找他的电话号码。

他没有找到安德雷斯的号码，但找到了他父母的。他们好像不知道——或者说不想告诉阿弗纳——他在哪里。他们让他去找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个年轻女人。她在电话里非常冷淡，声称不知道安德雷斯的任何消息。

阿弗纳凭他的第六感觉回答道：“噢，也许我搞错了。我住在假日酒店411号房间。我还要在法兰克福待一天。”

安德雷斯给他打电话时大约是在午夜。真是令人吃惊：他们谈起话来好像没有分开过几天。他们约好第二天在歌德广场的户外咖啡馆见面。阿弗纳提前十分钟到了。提前赴约已成为他的一个习惯，他得以防万一，即使跟一个儿时的朋友见面也是这样。早点到，以防意外。但他遇见了一件让他非常意外的事。

阿弗纳坐在那里，安德雷斯从拐角一出现他就认出来了，也许只有三十码的距离。不过，他已不像他儿时的朋友了。他认出他是照片上的一个人，要他牢牢记住的一个人。一个不太重要的德国恐怖分子。他以前是个学生，现在是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一个成员。不是一个大人物，只是一个走卒而已。

阿弗纳看着安德雷斯停下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始朝咖啡馆露台上的那些人望去。他又让他看了几秒钟，好让自己收回思绪。

这时安德雷斯的视线停在他身上。他离他越来越近。

“你是阿弗纳吗？”他轻轻地问道。

阿弗纳打定了主意。他站起来，大笑起来，然后像以前一样，用拳头在他朋友的背上捶着。真是运气好啊，只有傻瓜才不觉得他们的重逢不是因为运气好。

安德雷斯只知道他儿时的名字，这个名字阿弗纳在部队里改了，他部队里的人都把名字改了。他没有把自己的职业告诉安德雷斯，甚至连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当空中警官都没有告诉他。什么也不说最简单。让安德雷斯说。谁说得清他有朝一日会通过他跟什么人联系？

这种考虑具有预见性，阿弗纳没法知道自己的预见有多准。没法知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自己的一生会彻底改变。

但是那天下午在歌德广场路边的咖啡馆里，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回忆往事。除了追忆往事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提。安德雷斯几乎没有透露自己的任何消息——他说他从大学里辍学之后一直想当作家——阿弗纳对自己的工作同样说得含糊不清。他说他在为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