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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控制权。亚瑞弗是戈尔达·梅尔最喜欢的人，她这次出面也许就是他建议的——或者扎米尔将军自己坚持要他出面的，以此来向总理表明，作为“穆萨德”的头头他在反恐方面所作的努力。1972年夏天，恐怖主义已成为一个最大的威胁，正在逐渐侵蚀民心。

透过车窗，阿弗纳仍然可以看见沙龙和扎米尔站在大门外，尽管听不见他们的说话声，却能看见他们的手势姿态。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数数似乎是最好的放松办法。慢慢地，他什么也不想了。

数到八十七时，扎米尔将军上车了，沙龙将军不见了。“我要在耶路撒冷待一天。”老板说。“司机把我放下之后，送你回特拉维夫。明天，”他看了一眼手表——“明天中午，到我办公室汇报。”

阿弗纳看看手表。正好是中午十二点。扎米尔将军给他的时间刚好二十四小时。

他真的不需要更多的时间了。他已经知道要说什么了。

他们在特拉维夫的路边停下来，阿弗纳情不自禁地想，不知道那些过路人是否注意到是他打开的这辆车的车门。如果他们注意到了，那他们认出了从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公务车上下来的是他吗？这个想法对一个即将参与改变犹太人历史这一重大事件的人来说，也许不值一提。但他确实有这个想法。在那一瞬间，阿弗纳脑袋里只有这个想法。

第四章　伊弗里姆

大约十天以后，即1972年9月25日下午，阿弗纳坐在日内瓦一家宾馆的床上，房间内的装饰朴实无华。米迪酒店体面端庄，正面为粉红色与白色。酒店俯瞰位于购物中心的优美的舍弗鲁广场。透过窗户，阿弗纳可以看见罗讷河对岸商业区阴森的楼房。罗讷河细细的河流在这里变宽，汇入壮观的日内瓦湖，一直向东延伸数百码。

瑞士的城市就像一个玻璃屋，居住在里面的人要谨慎小心，决不能扔石头。界外球规则很少有人违反，日内瓦已成为一个国际上各种恐怖势力在这里进行密谋、重组和修整的好地方。这一点已成为人们不成文、心照不宣的协定。

阿弗纳把目光移到房间里，落在四个人身上。那四个人正回过头来看着他，神情轻松，信心十足。他们正等着他说话。

仅仅在一个星期前，阿弗纳还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现在他们成了他的伙伴——他的队员。他是他们的头。他——虽然他难以相信——负责给他们安排任务。

待到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这四个陌生人可能就成了他最亲密的人，成了这个世界上比母亲或父亲还亲密的人，比肖莎娜还亲密的人，比他最亲密的朋友还亲密的人，甚至比他部队里的战友还亲密的人。他必须用自己的生命信任他们，他们也必须用自己的生命来信赖他。

在这十天里，发生在阿弗纳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比他有生以来的所有事件都多。他的生活每个瞬间都在发生变化，虽然并非都是自然的。正是从他在部队里当突击队员开始所做的每一次选择，最终使他走上了现在这样一条道路。还有，自戈尔达·梅尔祝他好运那一刻开始，阿弗纳就感到完全失控了。他害怕的并不是这个。他只是注意到，在经过一番客观、冷静的分析之后，他最终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已经下水了，浪潮把他带向大海。不管他喜不喜欢，他都无能为力了。逆流而行很显然没用了。

在戈尔达·梅尔公寓里开会之后的第二天中午，他到特拉维夫向扎米尔将军汇报。将军态度冷淡，几乎是漠不关心。“怎么样？”他问阿弗纳，从桌子后面抬起头来。

“我愿意。”阿弗纳说。

将军点了点头。他点头时，态度冷漠、淡然，好像他听到的答案只能是这个。阿弗纳并不吃惊——在以色列，一个人自告奋勇去完成一件非同寻常或者艰巨的任务时，别人是不会高兴得跳起来的——他有些泄气。

“在外面等一下。”将军说。“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大约半个小时后，阿弗纳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个子高高的，有点学者的派头。虽然才到中年，头发却过早的灰白了，背也驼了。唇边有一抹沮丧的神情，不过，黑色的眼睛却充满了活力。他显得生机勃勃。而且，从他们握手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一种本领就表现出来了。他跟阿弗纳说话时就好像他们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但阿弗纳觉得并不是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很显然，他也是加里西亚人——但是阿弗纳喜欢他。

“就叫我伊弗里姆吧，”他对阿弗纳说。“我以后就是你这次任务的负责人了。听着，我们都还在摸索之中。你一定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