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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一定正在打电话。四分钟，五分钟，如果有人在用电话的话也许要六分钟，或十分钟。或者只要两分钟。确切的时间无法预计，但这并不重要。他终于从C入口进来了，是独自一人回家。

当然，在同一时刻，也可能有其他人从C入口进来，或者从楼上下来出去。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不能动手。这一天的行动就流产了。如果目标有机会看清他们的脸，也许就前功尽弃。

如果他们已经开始，用突击队的话来说，“行动”的话，有人进来怎么办呢？阿弗纳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考虑这种可能性。所谓的零风险，只能是接近零风险，并不是绝对的“零”。即使伊弗里姆也承认，在这样的行动中，不可能计划得面面俱到。真正的零风险是待在家里看电视，但即使那样，屋顶也会掉下来。

目标从门外进来了。

除他之外——阿弗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后面还有一男一女。他们是一两个无辜的旁观者。罗伯特也看到他们了。他们正要进门，只离那个提着食品袋的人几步之遥。他一边走，一边从衣袋里摸索着什么，也许是一枚硬币，好打开电梯门。

这时，罗伯特猛地动了一下，也许是因为走在那个人之后的那对夫妇。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动那么一下。也许是觉得这次任务要流产了，他开始向楼外走去。不管怎样，他这一动——目标后面的那对夫妇也许意识到了他的动作，看见黑暗的大厅里有一个他们不认识的模糊的人影，也许是他们干脆改变了进入公寓大楼的想法。他们停住了脚步。

接着，那个男的似乎抓住了那个女人的手，他们双双走开了。

在他们前面，那个提着食品袋的人毫无觉察。他继续朝电梯走去，脚步坚定，无拘无束，不畏黑暗。他空着的那只手还在上衣口袋里摸索着。他身材瘦小，对危险毫无觉察。阿弗纳看见他的脖子好像是从他袋子里伸出来的一只酒瓶子。

罗伯特伸手把灯打开。灯突然亮了起来，虽然并不明亮，却吓了他一跳。他抬起头看了看，没有放慢脚步，也没有停下来。他没被吓住，甚至并不感到吃惊，也许有一点迷惑。他正要与阿弗纳和罗伯特擦肩而过。他的态度似乎表明，无论这两个陌生人在黑乎乎的大厅里做什么，都跟他无关。

罗伯特在离他一两步远的地方用英语对他说：

“你是威尔·兹威特吗？”

这个问题只是操作程序而已。灯再次亮起来的时候，两个特工都认出这个瘦长的诗人。他们详细研究过他的照片。他们对官方公布的他的生平烂熟于心：年龄，近四十，出生于约旦河西岸的彻门。他是个文人，在左翼知识分子界很受欢迎，但很贫穷，不断地换工作换住处，而换的无论是工作还是住处都很一般。现在在罗马的利比亚大使馆担任翻译，为人低调。他的女朋友是个年纪比他大的女人，有点胖。但她穿戴很讲究，似乎特别喜欢去苏联度假。当然，这没什么错。他有一个弟弟，在慕尼黑惨案之后被德国驱逐出境，这也没什么错。跟兹威特一样，他在文章中表达爱国情感，甚至推荐其他阿拉伯爱国作家的作品都没什么大错。这些是西方新左翼，或者老一点的左翼知识分子表达的普通的情感。就这一点而言，较老的右翼知识分子也这样表达过。

兹威特的名字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位居第四位还有别的原因。“穆萨德”有理由相信，威尔·兹威特是欧洲恐怖活动的主要策划人和协调人之一。在“穆萨德”看来，1968年，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的飞机，拉开了十年恐怖活动的序幕。他是这次事件的负责人。兹威特不仅翻译了《一千零一夜》——从“穆萨德”掌握的情况来看是这样——而且还在1972年策划了企图让一名英国妇女将一个磁带录音机炸弹作为礼物带到国外、以炸毁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另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恐怖活动，机长成功飞回并在罗马安全着陆以后，两名恐怖分子被捕。而下一架飞机的机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你是威尔·兹威特吗？”

罗伯特的声音漫不经心，甚至彬彬有礼。在那一刹那，兹威特似乎没有怀疑。罗伯特和阿弗纳手里没有枪，“拔枪就要开枪”，但还不能开枪，身份还没有确定。伊弗里姆曾经说过，“让他自己确认，要认准他，就像认你的亲兄弟一样准。”

兹威特开始确认自己了。为回答罗伯特的问题，他的眼睛，头部开始画表示肯定的弧线，但某种东西——某种预感，某种征兆——使他停了下来。他没有完成点头的动作。后来阿弗纳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