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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啊？”

不止她一个人问，所有经历了这两天不眠不休的工作人员和维和士兵都在问，有士兵愤怒地摔了枪，有工作人员吼说，这种时候不能走啊。

岑今说：“很多难民在哭，有人下跪，抱着我的腿，让我救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可怜，自己的国家不保护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外国人。”

那个救援士官吼：“这是命令！你们去大街上看看，美国人在撤侨、法国人在撤侨、西方人都在撤侨！今天早上，比利时维和部队已经先撤出去了！”

大家一下子不说话了。

维和任务一般是多国共同维和，但是所占的比重不同，比利时维和力量，是当时卡隆最大的一支，也是最具威慑力的。

他们居然已经撤走了。

异样的死寂之后，撤离开始了。

那些有撤离资格的人，一个接一个的上车，不敢抬头看难民的眼睛，嘴唇翕动了好久，只能说出“sorry”，上了车，有人把帘布拉起，好像这样就可以把车外这个即将成为地狱的地方给忘记。

卫来想不通：“为什么要撤呢？”

岑今也是后来才知道，胡卡人枪杀了八个比利时维和士兵。

“杀死维和士兵是很冒险的行为，可能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激怒西方国家，招致大量增兵报复；二是，震慑这些国家，让他们知道卡隆的局势已经失控，维和士兵也不安全。”

消息传到比利时国内，一时炸开了锅，媒体偏激的发问：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士兵死在异国他乡？大多数比利时人连卡隆在东在西都不知道！这已经是个错误的开始，还不纠正吗？

顶不住压力，比利时开了个头，美国、法国、以及所有其它的西方国家，都开始布置撤离了。

胡卡人很聪明，算准了这些西方人绝不会为了没有利益的地方牺牲士兵的性命。

“但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况，我觉得不能接受，做着人道主义工作的人，在这种时候离开，等于把难民丢给屠刀——连我都不能接受，你可以想象，我那些满腔热忱的同事们，那些真正心怀理想的人，是怎么样的反应。”

有几个人拒绝上车，说，我们不走。

我们长了外国人的脸，只要把联合国的旗帜升起来，亮出身份，这里就是保护区。

国际上是认可保护区的，比卡隆更惨烈和大规模的战争都有，保护区一直存在，我们不走。

那时候，岑今已经上了车，她看着底下的几张脸，热血忽然冲上了脑子。

她冲下车，说，我也不走。

卫来说：“你很勇敢，真的，那些被你保护的人，终生都会感谢你。”

“勇敢？”

她盯着卫来看，忽然大笑，笑的上气不接下气。

“我那时候21岁，我冲动，我鄙视坐在车上的人，当然，也不排除心底有一点妄想：你们撤离了，我在最危险的环境里坚守，等局势稳定下来，我会获得你们想象不到的荣誉……”

“但现在我后悔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永远不会下车，我不怕别人说我懦弱，我会第一个冲上车走。”

“我一直做噩梦，梦里，又会被扔回到那个时候的卡隆，周围都是大雾，雾里传来广播和长刀在石板上拖磨的声音，然后我一直找车，找那辆车身有UN标志，可以把我带走的车……”

她全身发抖，卫来搂紧她，凑到她耳边说：“别说了，岑今，不要再说了。”

岑今没再说话，把头深深埋进他胸膛。

卫来想起她第一次做噩梦的时候，在飞机上。

醒来的时候，她要吻他，被他推开后，说了句“我不记得刚刚发生什么了”。

再然后，那一夜就过去了——现在回想，那一夜过的，也许很艰难。

他低头问她：“我现在吻你的话，你会好受点吗？”

不管合不合适，男女间亲密的举动有助于转移注意力和缓解失控的情绪。

岑今说：“你抱着我，我好很多了。”

卫来说：“好。”

他不再说话，静静听她呼吸，她身体在放松，情绪在变缓——噩梦会放大人一瞬间的情绪，尤其还是在晚上。

过了会，岑今说了句：“上次撞到你，觉得你身体铁硬，硌的疼。现在发现也不那么硬，还挺舒服。”

卫来说：“要摸吗？”

“哈？”

这念头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