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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帮助。美国米高梅大赌场早就在中国设立了代办机构，他们一位代理人说：“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一个月中可以找到上百名赌客，把他们组织到一起，这就是一大笔钱啊。”在香港，有些地下银行把赌徒的钱汇入国外账户，还有的是去贿赂海关的官员。

还有一种就是利用国内地下钱庄转移资金。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表示，地下钱庄的操作方法说来简单，通常是先在港澳地区成立一家

融资公司，再与内地的一家外资公司沆瀣一气，或者干脆自己在内地成立一家不挂牌的同类公司，然后两头截款。根据商定的价格，你只需在香港的某个机构存入100万港币，在内地你就可以通过地下钱庄顺利拿到107万的人民币。由于地下钱庄交易简便，交易金额巨大，成本也就大大降低，因此也吸引了不少企业前来进行交易。一笔过千万的资金，通过地下钱庄不需一天的工夫就能“搞定”。赌客今天将人民币存入国内的地下钱庄，明天就可以凭着钱庄开出的一张收据，在香港或澳门拿到相应的美元或港币。无论你是在机场、宾馆或赌场，钱庄在境外的工作人员就会拿着你所需要的支票或现金，专程赶来送上。

由此可见，治赌的关键不在于切断某条旅游线路，而在于查查贪官们何以轻易得到巨额公款，那些钱是通过什么手段挪用出去的，如何能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境外赌场。

美国著名博彩公司哈拉（Harrah）公司拉斯韦加斯赌场的亚洲地区业务主任比尔；amp；#8226；朱曾经这样分析过他的客源：“亚洲人是赌博市场的惟一增长部分，中国人是亚洲人当中惟一有钱的人。”一项调查美国在中国澳门特区的博彩业所赚取利润的报告说，未来几年来自内地的博彩资金，估计将以每年20％至30％的惊人幅度增长。

高速增长的利润让赌场老板欣喜不已，与此同时，各种渠道的国内资金却在一些不法分子的操纵下，源源不断地流向境外，并已成为蚕食中国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黑洞。那些前“腐”后继从赌场走进铁窗的官场赌客们，“行走”的路径总是非常相似：先是被“有所求”的老板或下属们以联络感情的方式诱上赌台，以赌博作为行贿手段将之顺利“拿下”，待其赌博成瘾欲罢不能，老板们的“感情投资”就到了收获的时候，官员手中的权力就成了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不少官场赌客也由此变成了嗜赌如命的赌徒。

根据已公开的近百名涉赌官员资料显示：内地官员往往采取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侵占国家财产等违法手段获取赌资。官员境外豪赌加剧了索贿等腐败行为，势必将权钱交易进一步公开化、市场化。

原辽宁省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赌博，原财政局长和建委主任陪赌，都直接挪用政府财政资金。

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去澳门赌博，均由有求于他的商人老板陪伴，负责买单。

原广东发展银行韶关分行行长官有仁，强令下属部门将巨额公款汇往无任何业务往来的异地公司，兑换成港币后转入澳门赌博。他还将个人借款转成下属公司的借款，或以预付购房款的形式入账，共贪污公款2176万元用于赌博。

原湖北省驻港澳办事处主任金鉴培贪污9748万港元用于澳门赌博。

原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述标的赌资，是郴州市逾万公务员数年积累的住房公积金。

2003年7月，内地开放港澳个人游以来，赴澳内地客超过香港客，成为澳门赌场主流拥趸。一些不法官员不仅在此过足赌瘾，还发现了另一个妙处——他们把贪污、受贿、侵吞国资的钱通过地下钱庄打到澳门赌场，象征性赌上几把，再从赌场取回。他日若被司法部门追查巨款来源，他们可推说是赴澳赌博赢回的，即便被没收也“胜过”巨款来源不明之罪。在他们的眼里，赌博也是洗白黑钱，逃避监督和惩罚的一种重要手段。据报道，在澳门赌场的贵宾房，有意行贿的老板们要与他请到赌台前的政府官员暗通款曲，就会不经意地将一枚价值100万港币的筹码放入官员的筹码堆中，这枚筹码不过一块饼干大小，动作隐蔽到整个行贿过程只有他们两人心知肚明，即便将来引出祸事被行贿者反咬一口，这笔钱的来龙去脉也是无据可查。

2001年4月因巨额受贿被判死缓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就是个借赌博之名行洗钱之实的个中高手。案发之前，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蓝甫曾经是“逢赌必赢”的。据蓝甫归案后交待，他一上赌台便犹如神助，几年来“战绩辉煌”，通过赌博赚到的钱多达65万美元外加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