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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风波平息后，倭方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继续进行威胁和讹诈。

美国顾问科士达则想方设法怂恿李鸿章赶快接受条件，以便从中渔利。在1895年4月1日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倭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要求中方在三到四日内答复，主要包括：确认朝鲜独立；

清政府向倭赔偿军费库平银三亿两；

清政府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倭；清政府向倭开放北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处通商口岸；长江、西江、吴淞江及运河等内河航行权范围；倭驻军地点及所需军费。

李鸿章对倭的狮子大开口大为震惊，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对除“确认朝鲜独立”以外的条款进行逐条驳斥，并采取拖延战术。

其后在倭的要求下，清廷改命李经方为全权大臣，随李鸿章一起议约。伊藤博文则在4月8日约见李经方，警告他一旦谈判破裂，“北京之安危亦有不忍言者”，要求尽快接受日方条件。

4月9日，中方将条约修正案交予倭，修改内容主要是将赔款减为1亿两和缩小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次日（4月10日）举行的第五轮谈判中，伊藤博文提出日方的最后修正案，其中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赔款减为2亿两，通商口岸减为4处，这是东洋人根据西方国家的态度做出的一点让步，但仍十分苛刻。伊藤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博文回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此间，李鸿章每日给总理衙门发回大量电文报告会谈进展情况，往来的电报均被日方截获破译。伊藤由此完全掌握了清政府决意回避谈判破裂局面的底线，同时也意识到拖延谈判对东洋人不利，故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

而清廷则一直对东洋人提出的要求束手无策，几番折冲后看见事情已无回旋余地，遂于4月14日电谕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4月15日，清廷与倭双方举行最后一轮（第六轮）谈判，会谈从2时半延续到7时半，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勒索，但均遭拒绝。陆奥宗光对此记录道：“会见的时间虽长，散会时已到上灯时间，而其结果，他（李鸿章）惟有完全接受我方的要求。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

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

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1895年4月17日上午11时40分，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东洋人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东洋人；赔偿东洋人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倭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在芝罘（今山东烟台）交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按：《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11款，《另约》3款，《议订专条》3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2款。中文本称“清廷”，日文本称“清国”。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东洋人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立和约，俾两国及其臣民重修和平，共享幸福，且杜绝将来纷纭之端，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简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大日帝国大皇帝陛下特简大东洋人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为全权大臣，彼此校阅所奉谕旨，认明均属妥实无阙。会同议定各条款，开列于左：第一款

清政府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清政府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

第二款

清廷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倭）。

第一、下开划界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