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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他们不是在调情，而是在交换什么秘密信息。所以李术才会“五马立踟蹰”，不让过多随从参与，只派遣了一个信得过的小吏前往。

不要忘记了秦罗敷的身份，她肩负着为许都联络孙策的使命。可她毕竟是个女性，许多事情不方便做。而李术是孙策的大将，搭上李术，就等于建立起与孙策的稳妥渠道。

而这个“吏”，很有可能就是《孔雀东南飞》里反复强调的“府吏”焦仲卿。他作为太守府的办事员，代表李术前往接洽，再正常不过。而且焦仲卿与秦罗敷是邻居，很可能之前已经接触过，这才安排李术与秦罗敷做一次戏剧性的会面。

于是，《陌上桑》里秦罗敷对“小吏”焦仲卿的那一段夸耀，就意味深长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使君”向秦罗敷说出接头暗号“宁可共载不”之后，秦罗敷是怎么传递情报的：“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这是暗示许都那边即将有事发生，有人派我联系你，这个人是长水校尉。

“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这四句是暗示除了长水校尉以外，还有许多朝廷高层参与。“鹿卢剑”代表决断、“可直千万余”代表着珍贵，意即皇帝。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这四句通过描述升迁履历，来强调每一个衣带诏阴谋的参与者都是一步步升迁而来的汉室忠臣，他们无不感念汉室拔擢之恩。

“为人洁白晰，鬑鬑颇有须。”这两句是描述种辑的外貌，因为许都必然会派人来与庐江联络，便于互相辨认。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这四句是详细交代董承诛杀曹操的计划。计划将在曹操日常办公的司空府内发动，趁曹操“冉冉府中趋”，跟随的卫士比较少的时候骤然发难。然后，秦罗敷还为焦仲卿壮胆，说参与政变者多达数千人。

通过《陌上桑》的交谈，秦罗敷通过焦仲卿，与李术初步接上了头。从孙策后来的举动来看，这根线确实地搭上了，形成了董承－种辑－秦罗敷－焦仲卿－李术－孙策这么一条复杂的情报链条。

秦罗敷失算的是，她少算了焦仲卿对孙策的仇恨。

焦仲卿既然为庐江故吏，对孙策的仇恨是相当深重的。而秦罗敷则是为了确保孙策成功袭许，两人的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驰。

而在两人接头时，焦仲卿却完全看不出任何异常，他奔走于李术和秦罗敷之间，勤劳地传递着信息，似乎全然忘记了故主陆康的遭遇。

唯一的解释，焦仲卿是在隐忍，是在伪装。他意识到，与秦罗敷搭上线，会更好地完成郭嘉交给他的任务。他扮演了一个双面间谍，一方面在秦罗敷的协助下传递情报，为董承、孙策筹谋计划，一方面把计划原原本本通知给郭嘉。

有了如此情报不对称的优势，郭嘉便可以轻易破坏董承的衣带诏政变，然后精确定位孙策，实施暗杀，完全让对手没有任何反击余地——这都要归功于焦仲卿的存在。

董承在内，肘腋之变最为危险，因此郭嘉或者曹操率先出手，在正月诛杀董承。至于远在江东的孙策，一直要到四月，才落入许贡门客的弓箭射程之内。

这一前一后的时差，让史书和后世治史者产生了错觉，认为两者是彼此孤立的事件。我们只有将两者联系起来看，才能觉察到其中的矛盾，进而推断出隐藏在幕后的神秘推手焦仲卿。

至此，这个阴谋的蓝图已经被勾勒得很完美了。可我重新审视整个推论的因果链时，却猛然发现，这一串推理看似合理，可始终缺少一个关键环节。这个环节的缺失，让整个推论都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整个事件中，无论是焦仲卿、孙策、种辑还是郭嘉，他们都拥有鲜明的动机、明确的立场和清晰的身份，可是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却显得面目模糊。

这个关键人物就是秦罗敷。我们既不知道她在庐江的来历，也不知道她帮助种辑、联络孙策的动机何在，她曾经宣称种辑是她的夫君，这多半也只是托词。她就像是横空出世一般，在历史夹缝里惊鸿一现，然后彻底消失。

就像是警察不找出杀人犯的真实动机，就不能算破案一样，不找出秦罗敷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和动机，我们就无法宣称发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真相。

为了弥补这一个缺失，我遍查史书，最后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里发现了这样一条记载：

〖（周瑜）从（孙策）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