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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奇怪的？”杰里柯说，“人失踪的事情时有发生，而当他们再度出现的时候，总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但是事发当时的情况还是很可疑的。”

“哦？怎么可疑？”杰里柯接着问道。

“我说的是他从赫伯特先生屋中失踪的方式很可疑。”

“怎样的方式？”

“这个嘛，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啊，我们又怎么能够确定那算不算得上可疑呢？”

“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离开了。”我不假思索地加了一句。

“是啊，”杰里柯继续道，“如果他没有离开，那么他就一定还在那儿。而如果他还在那儿，那么又何来失踪呢——根据常理推断应该是这样的。既然他根本就没有失踪，也就不足为奇了，没什么可疑的了。”

我大笑起来，可杰里柯却还是一脸肃静，依旧透过他的眼镜将我上下打量着。作为律师，他的好辩与谨慎达到了近乎可笑的程度，而他特有的幽默气质以及那带着夸耀意味的拘谨态度，更激起了我要拿各种古怪的问题来刁难他的兴趣，而且越冒失，就越是过瘾。

“我想，”我说，“就目前这种情况来看，对于赫伯特先生提出的用来换取申请死亡认定的建议，你恐怕很难接受吧？”

“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他问。

“正如你刚才所说，约翰·伯林汉先生是否死亡，你也无法确定。”

“哦，先生，”他说，“我不懂你的意思。要是这个人的确还活着，那么我们肯定无法申请死亡认定。然而就算他真的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无法申请死亡认定。因为对于一个确凿的事实来说，是不需要申请任何认定的。律师职业之本便是寻找不确定性的因素。”

“但是，”我追问道，“要是你真觉得他或许还活着，那么我很难相信你会贸然去对他申请死亡认定，并且分配他的遗产。”

“我当然不会，”杰里柯先生说，“我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我会完全遵照法院的判决来办，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但是法院很可能会作出他已经死亡的认定，但实际上他还活着。”

“不，倘若法院裁定了他的死亡，那么他一定是已经死了。当然，也有可能事实上他还活着。但是从法律程序上和执行遗嘱的角度来看，他就是已经死了。这两者的差别，你压根就没看出来吧？”

“嗯，是的，我没看出来。”我回答道。

“唉，这是你们职业的通病，因此几乎所有的医生在法庭上都很难扮演称职的证人角色。从科学观点和法律的观点看问题是不一样的。科学家总是会凭借自身的知识来进行观察和判断，而往往忽视证据的重要性。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他一只眼睛瞎了，你会相信吗？当然不会。你一定会用仪器来检查他的视力，当发现他的两眼视力都非常正常的时候，你就会认定他的一只眼睛并没有瞎掉。也就是说，你是通过自己的求证将他的证言否决掉的。”

“这不正是获得结论的合理方法吗？”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然而法律则不然。在法庭上，法官必须根据证据来作出裁决，而那些所谓的证据，往往也就是经过宣誓的证词。假使一个证人将黑说成白，又没有反对的证词被提出来，那么这仅有的证据就是黑即白，法庭也必将由此作出裁决。虽然法官和陪审团也可以有其他想法，甚至，他们每个人或许都有能力提出反证，可是他们还是必须得根据这个证据来进行判决。”

“你的意思是，法官即使作出了和事实相反的裁决，也是情理之中的？他可以将一个在他看来明明是无辜的人判定是有罪的？”

“这种事情是时常会发生的。曾经有一个法官，他将一个人判为死刑，而且立即签发了执行令，可是这位法官事实上知道凶手是另有其人。不过，如果提出修正意见，又会非常耗时耗力。”

“真的很遗憾。”我点头道，“但是我们回到约翰·伯林汉的案子中来，如果在法官判定他已经死亡之后，某一天他又突然出现了，这又该如何处理呢？”

“如果真是这样，他可以提出申诉，而法庭也会根据新的证据作出他还活着的认定。”

“不过他的财产要怎么办呢？似乎已经被分配出去了。”

“是啊，这很有可能。不过死亡认定也是根据他本人所呈现出的种种迹象作出的。倘若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让别人误以为他已经死了，那么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必须是由他自己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