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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这个线索，我们就可以知道，假如杰里柯先生是凶手，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宝饰放在那里呢？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个小策略而已，不是将嫌疑固定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制造出各种互相矛盾的、纷繁复杂的假象，让警察纠缠在里面，而没有时间去考虑他。”

“那赫伯特呢？”柏杰捋了捋八字胡，慢慢悠悠地问。

“赫伯特？假如凶手是他，他确实有充分动机把圣甲虫宝饰放在那里，这样对杰里柯的指控我们就要保留了。而且，根据当时报纸对案件背景的初步描述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推论：一，失踪者应该已经死亡——那只圣甲虫宝饰的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二，失踪者很可能是他被四人中的一人或者几个人杀害了，因为发现圣甲虫宝饰的地点是在其中的两人家中，并且另外那两个人也可以及时到达那里；三，在四个人中，杰里柯是案件发生的时候跟死者最没有牵扯的，也是最有机会作案的一个，而且他很有可能将尸体转交给了博物馆；四，假设杰里柯是凶手，那么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如果是别人的话，那么无法解释的地方就更多了。”

“根据报纸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结论——约翰·伯林汉是被杰里柯杀害的，并且他把尸体藏在了木乃伊盒子里。”

“大家也许认为我一开始就确定杰里柯是凶手。其实并不是你们想得那样，报纸上的报道涵盖了所有重要事实，我只把它当作一种研究的素材进行研究推论。但是有一点我得承认，这个结论确实是我根据各种事证所得出的唯一合理的一个。”

“已经两年了，这桩案子没有一点进展。前段时间，拜克里医生突然跟我提起了这个案子，并且很多新的证据也开始出现。接下来，我就按照这些简讯的先后顺序逐一加以说明。”

“这桩案件的第一个新信息来自遗嘱，一看到它的内容我就发现其中有很大的问题。立遗嘱人很希望他的弟弟继承他所有的财产，而遗嘱的内容却跟这一心愿互相违背。遗产的移交受到葬礼条款的限制，可是葬礼事宜大多是由遗嘱执行人来负责的，而遗嘱执行人就是杰里柯先生。就因为这项约束，所有的财产都有可能会属于杰里柯所有。”

“这份遗嘱虽然是约翰·伯林汉草拟的，但却存放在杰里柯的办公室里，而且是在两名客户作证之下签署的。他是立遗嘱人的律师，有责任保证遗嘱内容的合理性，但是他并没这样做，这一点也很让人怀疑；或者他跟赫伯特是不是有什么勾结，因为赫伯特是遗嘱不当执行下的受益者。这也正是遗嘱的蹊跷之处，杰里柯是为遗嘱内容负责的人，赫伯特却是受益者。”

“而且，这份遗嘱有一点很特别，它跟案件的很多地方很吻合。尤其是第二项条款，简直就是为整个事件量身定做的。不过，因为遗嘱是在十年之前写的，所以这一点说起来也有些牵强。那么，假如没有方法修改第二个条款来符合现实情况，那可以改变现实状况来实现第二个条款吗？是的，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按当时的情况来看。假如这是一个计谋，那么谁是这个计谋的策划者呢？赫伯特是受益者，可是没证据显示他知晓遗嘱里面的内容，那么只剩下杰里柯了。并且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为了一些个人利益，干预了这份遗嘱的制订。所以，这份遗嘱证明杰里柯和这个案件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怀疑归怀疑，总得拿出证据才行。没有足够的证据，谁也不可能在提出正式指控前妄下断论。这起案件的最大困难是我找不到一点犯案的动机，我不知道杰里柯为什么能凭借这个获得好处。他的继承权很牢固，不管立遗嘱人什么时候或者以何种形式死亡都不会影响他，可是会因立遗嘱人被谋杀而受益的显然只有赫伯特一个人。因为缺少让人信服的动机，所以很多事证必须谨慎地看待。”

“关于动机，没有查出来？”杰里柯质疑道。他的语气很平静，好像只是在参与某个与他没有关系的讨论一样。他听桑戴克分析的时候，显得很镇静、严厉而不带任何感情，当他听到桑戴克叙述得很正确的时候，就会点头表示赞同。

“我有一个想法，”桑戴克微笑着，“但还在猜测中，一直没有证据来证明。大约十年前，我发现赫伯特曾一度陷入财务困境，后来突然不知道从哪儿筹到了很多钱。我查过，没有人知道钱是怎么来的，或者用什么来担保的。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和遗嘱签署的时间刚好吻合，所以据我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