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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是再也不会把一切都告诉她，但至今为止，我向她倾诉的事情比向谁倾诉的都多，只要能告诉她的我都告诉她。我们曾经背靠背地在母亲腹中待了九个月，相互关照着对方，后来这成了一辈子的习惯。说来倒是有几分古怪：玛戈是个女孩，而我虽然是个极其关注自我的人，却从未在乎过这一点，不过我能说什么呢？玛戈一直酷得很。

“甜椒肉片，跟午餐肉差不多的东西，对吧？我觉得还买得到。”

“我们应该买点儿甜椒肉片。”她一眼望见我，挑了挑眉毛，“这下倒是害得我有点儿兴趣了。”

压根儿不用我开口，玛戈便往一只咖啡杯里倒了些蓝带啤酒给我。那只杯子实在说不清是否干净，于是我紧盯着杯子脏兮兮的边缘端详，玛戈见势端起酒杯舔掉了杯边的污渍，只在杯上留下了一抹口水印。她把杯子端端正正地放在我的面前，“这样是不是好点儿了，王子殿下？”

玛戈一心一意地认为，父母把最好的一切都分给了我，我才是父母想要的那个宝贝男孩，是他们养得起的唯一一个孩子，而她则拽着我的脚踝偷偷地溜到了这个世界上，是个没人要的局外人（我的爸爸尤其不想要这个局外人）。她认为整个童年时代她都是自己在照顾自己，父母会把别人用过的二手货给她用，时不时忘了在她的许可条上签字，不肯在她身上花钱，还留下了许多憾事。我真不忍心承认：玛戈的说法也许有几分道理。

“是的，我那脏兮兮的奴仆。”

“王子殿下”说着挥了挥手。

我在啤酒旁边蜷起了身子，我得坐下来喝上一杯啤酒，要不然喝上三杯也行——我还没有从今早的一幕幕里回过神来呢。

“你怎么啦？”她问道，“你看上去简直坐立不安。”她向我弹了弹泡沫水，弹过来的水比泡沫还要多，这时空调突然启动，吹乱了我们的头发。玛戈与我老是待在酒吧里，其实打理酒吧花不了多少时间，不过这里已经成为我们两人童年时从未有过的俱乐部。去年某夜我们喝醉了酒，撬开了母亲地下室里的储物盒，当时还在世的母亲已经犹如风中残烛，我与玛戈需要安慰，于是我们找出了幼时的玩具和游戏，一边小口喝着罐装啤酒一边发出“哇”、“哦”的惊叹声，简直是在八月里过了一回圣诞节。母亲去世后，玛戈搬进了我家的老房子，我们把以前的玩具一件接一件地搬到了“酒吧”里：有一天，一个已然失去香味的“草莓娃娃”玩偶在酒吧的一条凳子上现了身（这是我送给玛戈的礼物）；而在另一天，一辆缺了一只车轮的“埃尔卡米诺”小玩具车则突然出现在了墙角的一个架子上（这是玛戈给我的回礼）。

我们正在考虑组织一次“桌上游戏之夜”，可惜“酒吧”的客户大多数年纪颇大，对我们的“游戏人生”、“饥饿的河马”等桌上游戏实在找不出多少共鸣——再说我自己也不记得如何玩“游戏人生”了，在那款游戏中，丁点儿小的塑料汽车还得载上丁点儿小的塑料父母和塑料宝宝。

玛戈给我满上了啤酒，也给自己的杯子满上，她看上去有点儿睁不开眼睛。现在正值中午十二点钟，我想知道玛戈今天已经喝了几个小时。这十年来她一直过得不太顺：我那聪明伶俐又不肯服输的妹妹热衷于冒险，在20世纪90年代末便从大学里辍学搬到了曼哈顿。她赶上了最早一拨网络热潮，成了新贵中的一员，有两年堪称财源滚滚，后来却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中一败涂地。当时玛戈仍然镇定自若，毕竟她才二十出头，离三十岁还远着呢，没什么大不了。卷土重来的玛戈拿了一个学位，随即加入了西装革履的投资银行业，成了一名中层人员，既担不了多少风光，也担不了多少过错，谁料到后来却在一眨眼间丢了饭碗——她正好遇上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玛戈从母亲的住所打电话给我，那时我才知道她已经离开纽约返回了家乡，当时她说“我罢手不干了”，我听完又是求又是哄地劝她回来，却听见玛戈在电话那头恼火地一声不吭。挂断电话以后，我忧心忡忡地造访了玛戈那所位于包厘街的公寓，在那里一眼瞧见了盖瑞——那是玛戈心爱的无花果树，却已经发黄枯死扔在了安全出口，我便心知玛戈再也不会回纽约了。

“酒吧”似乎让玛戈重新打起了精神，她打理了吧里的书籍，给顾客们倒上啤酒，时不时偷偷地从小费罐里顺手牵羊，但她干的活确实比我多。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谈起以前的生活，我们是姓邓恩的一家子，我们的前途成了泡影，但奇怪的是，我们对此心满意足。

“这么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玛戈用一贯的开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