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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粽挪话灿炙�蛔啪酰�谑巧贤�劭�1995年休·格兰特在杰·雷诺的节目上为了召妓丑闻向全国致歉，当时他显得局促不安、结结巴巴，仿佛他的皮囊足足小了两号，但他并没有找任何借口：“我想人们心中分得清生活中的坏事好事，而我就做了一件坏事……”见鬼，这家伙真有才，他看上去既羞怯又紧张，浑身抖成一副可怜相，让你恨不得握住他的手说上一句：“哥们儿，这事没那么糟糕，别把你自己逼上绝路。”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效果，于是我把那段视频看了许多遍，差点儿从休·格兰特身上学来了一口英国腔。

艾米一直声称自己的丈夫不会低头道歉，可是我终于开口道了歉，用的还是从一个演员身上学来的词句和表情。

但是这一套确实收到了成效，“莎朗，我做了一件坏事，一件不可原谅的事，对此我无法推脱。我让自己失望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背着太太出轨，这个错不可原谅也不可宽恕，我只希望艾米能够回家，这样我才可以用余生向她补过，让她得到应得的一切。”

没错，我绝对乐意“让她得到应得的一切”。

“可我并没有杀艾米，莎朗，我永远不会伤害她。我觉得眼下的局面正是新闻界中一种既丢人又不负责任的习气，我自己偷偷在心里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作‘埃伦·阿博特效应’。我们已经习惯媒体将女性谋杀案包装成一桩桩娱乐事件，这种情形真是令人厌恶，那在这一出又一出案件里，凶手又是谁呢？通常都是涉案女性的丈夫。因此我认为，公众已经被灌输并相信了这一套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警方也是如此。从这桩案子一开始，人们其实就假定我杀了自己的太太，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种故事，可这种推理并不合理，也不道德——我并没有杀我的妻子，我希望她能够回家。”

我心知要是有机会将埃伦·阿博特踩上一脚，把她说成一味追求轰动效应以拉高收视率的贱人，莎朗一定乐意。我知道莎朗身为新闻业的大腕，以她从业二十年的资历，以她采访阿拉法特、萨科齐和奥巴马的资历，单单埃伦·阿博特这个人就已经触了她的逆鳞。我好歹是个媒体人（好歹曾经是个媒体人），因此在说出　“埃伦·阿博特效应”几个字时，我发现莎朗的嘴唇微微抽搐，眉毛略微挑了挑，顿时变得神采奕奕。

采访结束时，莎朗伸出手握住我的两只手，嘴里还祝我好运（她的手发凉，略有一些老茧，我猜她十分痴迷高尔夫），“我会密切关注你，我的朋友。”她说完吻了吻玛戈的脸颊，迈步从我们身边走开，一路发出沙沙的响声，她的礼服后背别满了饰针，免得身前的裙子耷拉下来。

“他妈的，你干得太完美了。”玛戈一边走向门口一边宣布道，“你似乎变了个人，能够掌控全局但又不显得狂妄，就连你的下巴看上去也没有……那么欠揍了。”

在莎朗·席贝尔的采访之后，我又趁势追加了两场采访，对方分别是一家有线电视和一家电视网。莎朗·席贝尔的采访将在明天播出，其他两场采访也会紧跟其后，电视上会连珠炮一般出现我的致歉和自责。我正在一步步扳回局面：我已经不再甘于当那个背负着嫌疑的丈夫，那个受人唾弃的丈夫，那个无情无义、偷偷出轨的丈夫；我成了众所周知的名人，许多红男绿女曾经有过我这样的经历：我出轨了，感觉很不好受，我会尽一切力量挽回局面，因为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形势对我们来说挺不错。”采访收尾时坦纳总结道，“安迪的事原本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多亏了莎朗的那场采访……现在我们只要万事领先一步就行。”

这时玛戈打来了电话，我接了起来，她的声音听上去又尖又细。

“警察带着一张搜查令来搜柴棚了……他们还去了爸爸的旧宅，他们……我怕得要命。”

我们赶到时，玛戈正在厨房里抽烟，从那俗气的烟灰缸里满溢的烟灰看来，她抽的已经是第二包。一个塌肩膀的笨拙小伙紧挨着玛戈坐在一张吧台椅上，留着平头，身穿一套警服。

“这位是泰勒。”玛戈说，“他在田纳西州长大，养了一匹叫‘卡斯特德’的马……

“叫‘卡斯特’。”泰勒接口道。

“养了匹马叫‘卡斯特’，对花生过敏，说的不是马，是泰勒。喔，他还得了关节唇撕裂，就是棒球投手得的那种病，不过泰勒不明白他自己怎么会得上。”她抽了一口烟，眼中涌上了泪水，“他在这里已经待了好一阵了。”

泰勒努力想板起脸给我个下马威，结果却还是低头望着自己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