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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付他一百钱。富尼汉在奏折中指出，这些人犯中，除韩沛显外都是穷人。他们或是被强迫，或是收受了钱财，而入了妖党。他们中只有韩一人到过长江下游地区，而这些可恶的勾当正是在那里开始发生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一个跨越省份的犯罪团伙正在各地通过吸收当地人从事活动。事实上，从现有的材料中已经可以得出不少线索。在山东被遭捕的几个正犯，都是由术师召纳入伙的，并大都来自南方。三名名字已可确定的术（不包括已死的刘秃子），都同神鬼世界有特殊的关联。他们的身份或为和尚，或为算命先生（如张四儒）。其中两个召人人伙的术师（和尚通元和算命先生张四儒），叉都是由潜藏于南方的大术师召纳入伙的，那就是浙江的吴元和皖北的玉石。他们在山东所吸纳的人员大都是从事此类勾当的门外汉，只学到了足以用浓烈的迷药来剪人发辫的某些手段，但却从未被允许接触大术师们的深层秘密。很明显，当局对此事的处置决不能仅仅满足于逮捕这几个小喽？，而必须追踪逮捕那几个大术师本人，从而挖出罪恶的报源。通过对于山东这几个人犯的审讯，已经得到了其中两个大术师（吴元和尚和玉石）相当详实的地址。对于算命先生张四儒，只知道他是来自江南。而通元和尚，则最后是在江北大运河边的扬州为人所见。

至此已可知道，这些阴谋分子分为三个等级：剪人发辫者蔡廷章靳贯子韩沛显处于中间的术士通元张四儒明远大术师吴元玉石

7月29日，弘历向各省总督巡抚发出了一份紧急诏谕，宣布山东逮捕了若干人犯，命令对大术师予以追捕。弘历现在认为，在山东所发生的妖术案件并不仅仅对长江下游各省，也对整个帝国构成了威胁。根据这种看法，弘历的命令是发给全国各地总督巡抚的。那么，弘历对于叫魂事件的威胁究竟是如何理解的呢？他又是以什么为基础对各省官僚机构进行动员以应付这种威胁？这些罪犯“行踪诡秘”，利用妖术来“迷诱善良”，因而构成了地方上之大祸。在这里，弘历描绘了一幅皇帝保护百姓免受鬼怪力量之害的图画。在这一说法的背后，右着颇为坚实的法律基础，那就是《大清律例》中不少针对妖术的条款。

《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

清政府在帝国礼法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可是，它竟还会将妖术视为一种威胁，这实在令人感到奇怪。然而，正如刑律在这一问题上的严厉条款所证明的那样，清廷确实是将妖术当作威胁的。毫无疑问，礼法的首要使命既是要确证清廷是因上承天命而得以统治天下的，也是要在所有层次上使得清廷的国家权力神圣化。正是由于这一点，清廷便需要对自己同天国进行交流的特殊权利予以特别的保护，同时也下决心对别人与神鬼世界发生交流的行为进行控制。然而，《大清律例》却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及关于妖术的恐惧。妖术并未被单独到为一项，而是放置到了有着广泛含义及联系的许多条款与于条款之下。下面，我将对《大清律例》中同处理神怪世界有关的条款内容作一概括。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于1768年的哪些案子究竟触犯了哪些条款。①《大清律例》中包括有禁止妖术内容的条款如下：十恶——不道礼律（办即在礼部管辖权限下的犯罪行为）

——祭祀

——仪制

刑律（亦即在刑部管辖权限下的犯罪行为）

——贼盗

一一人命

“十恶”条款下的妖术

“十恶”先是在《大清律律》的序文中被提及，而后又在其它条款中重复出现。所谢“十恶”，是一些有关人原则的声明，而并不是直接让执法者援用办案的。由于这种特殊地位，“十恶”是中国法制思想中最为深刻的文化层面的一种象征，其内容则几乎完全足从公元653年颁布的《唐律》中吸纳而来的。被我们称之为“妖术”（或“邪术”）的行为，在《大清律例》中归在惩罚各种“不道”行为的子目之下：“采生折割人”——亦即“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也”；以邪术“造蛊”杀人（这同使用有毒草木之类的毒药杀人是有区别的）；以及“造厌魅符书”，以之咒诅杀人，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个人而非国家为对象的阴谋活动。①如果说，人们对于妖术的反感应当在《大清律例》的序文反跌得最为强烈，那么，在读到《大清律例》以下的内容时便会发现，这种反感具有惊人的非政治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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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律》中包括有除“采生折割”以外（这是在明代才增加的条款）的所有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