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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发见无数无数的新的聂耳！新的黄自，新的张曙、任光，新的洗星海！

从桂林认识聂耳的三兄叙伦先生起，使我更多的知道聂耳的家庭。及至到了昆明，又曾拜见聂耳的老母、大兄，并曾和叙伦兄一家，由运粮河乘船过大观楼，泛昆明湖，登西山，扫聂耳的墓。我也曾从他的墓上，望从我头上过去、冉冉向巫家坝降落的美国战斗机，望湖上往来翱翔的鸥鸟，望百里荡漾的波和草，和隐约在碧波尽处的大昆明的城郭楼台。当时我想，纵然是“硬骨也成灰”吧，聂耳总算能归骨故乡，而且安眠在这样的山水胜处，算不错的了。比起来，张曙父女的忠骨一度由三厅同志把它葬在桂林将军桥冰水塘畔，郭沫若先生还给他立了墓碑，后来却给电工厂的老爷们抛在另一荒山的丛冢间，连郭先生题的碑也敲成了两橛，半橛插在棺边，剩了“曙之墓”三字。凭着这，我们才辨识了遗骨的所在。朋友们正预备给他改葬，恰逢湘桂战起，兵火仓皇中遂无暇及此。于今不知怎样了。再比起来，任光兄殉难江南战地，甚至不知埋骨何处，……想到这些，我不觉潸然泪下。

倘使不打仗了，和平了，民主了，我想无论如何要去收拾和找寻这些战友们的骨头。

中国音乐家太可怜了。

真不应该这样惨。

恕我写不下去了。

（原载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海《文汇报》）

《南国》月刊——杂志回顾

若不是编者几次嘱托，我很难有机会再想到《南国》月刊时代的事。即便是被逼着“回顾”一下吧。由于我非常健忘，而刻下我也多忙，这答案必定是不完全的。当日的辛酸，事后想起来每每成为愉快，但我甚至也无缘充分地享受这种愉快。

说到辛酸，老实说，最尖锐的还是再前一个时期。当我们的艺术运动还不曾受到社会的广泛注意，因而得不到有力支持的时候；当我们的电影拍到一大半，没有底片和资金，无法拍下去的时候；当我们学生时常开不出伙食，演剧募款，观众比演员少的时候，我们是辛酸的。及至后来，运动渐渐开展，我们的戏有了更多的观众，书店老板看到我们必定也可能有更多的读者，因此当时现代书局的洪雪帆先生便跟我们订合同。除《南国》月刊之外，同时又办一个《南国周刊》，我们的笔应接不暇，这时已经不算太辛酸了。

搞刊物的兴趣我是发生得颇早的。最初自然是《少年中国》月刊和《创造月刊》，但都是我参加团体的机关刊物，自己不曾直接负过编辑责任。直到我和亡妻漱瑜创刊了一种名为《南国》的小型周报，这才感到自编刊物的兴奋。那是启智书局张先生（他的名字我一时记不上来了）替我们印刷的，编排、校对都是我自己经手，用道林纸精印，第一次介绍了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①的《沙乐美》插画等。漱瑜写的几篇散文诗似的东西很引起了朋友们的欣赏。日本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来上海，这上面也有反映，仿佛译登过他一篇《上海郊游记》。

《南国》月刊的出现在一九二五大革命后的第二三年。那时上海社会科学的研究热和新戏剧、新文艺运动的急激展开是蔚为壮观的。小布尔乔出身的作家们，有的从民族任务颠落，露出本来面目。而大部正义感较强的，从徨到呐喊，进行向新阶级的转变。《南国》月刊的创刊似乎在我由广州怅然归沪，找俞珊来代替唐叔明在上海、南京上演《沙乐美》各剧以后。因此我记得创刊号上载有我们在黄花岗拍的照片，还有俞珊女士扮的沙乐美抱着一颗约翰的头，而扮约翰的便是陈凝秋，即今日在陕北做参议员的“塞克”。

那时，大家对戏剧理论及其史的考察，都有一种雄图。洪深先生写的戏剧论文、记得从宇宙的构成，各行星的距离关系等等写起。照那个来势，《南国》月刊纵会一直出到今天，洪深先生的论文许还写不到地球上的戏剧问题。黄素先生的中国戏剧史也是如此，譬如长江大河，他只做了一点点探本追源的工作。不过他分论旧戏的生旦净丑一文就在今天也还是非常优秀的论文。我在这月刊上也发表过《黄花岗》史剧的第一、二幕。至今将近二十年了，这史剧也还是“未完成的杰作”。

此外，我们也介绍了安娥（当时名苏尼亚）的《莫斯科》，康白珊的《狱中记》还有和一位曾做舞女后来抗战中做游击队员的黄小姐的通讯。这在当时的读者中颇引起了一些有趣的反应。

然而时局变了，一切更紧张，更残酷了，不容许我们长久低徊在革命的罗曼谛克气氛中。整个南国社的同志们开始一种转变。从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