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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特别强调说，“党证是无上荣光的，就像金日成同志一样”。1947年2月的一天，

党支书记进入了社会安定部。临走前，他和新校长商议由谁来接任他的位置，大家居然都说

除了我没人更合适了。就那样，入党不到三个月，我成了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我变得更忙了，我是舍监，要管理学生宿舍。当上党支部书记后，还要给学生上（党）

课，教书的任务也加重了。作为党支部书记，我还要动员扫除文盲活动。不过，最大的负担，

是召开党支部会议。党支部每天都要开会，许多时候会议一开就是一整夜，而且会议大部分

内容跟学校教学内容没有关系。来开会的党员里有许多周边农村来的人。要多抓老鼠，别浪

费粮食，要与反动派和阶级敌人斗争，预防偷盗，学习会要好好进行，等等等等，开不完的

会，我真的精疲力尽了。每天都开到黎明的会议让住在远处的党员们受不了了，他们抗议了，

最后给他们安排了一辆货车，每天会议结束后送他们回去。我因为宿舍就在附近，每天开完

会都步行回宿舍。每天清晨走在路上，会愤愤不平，“产主义怎么就是不让人好好活？”，不

过，当时我并没有辱骂共产党的想法。因为党员们当时真的在很热情的工作，我也不知不觉

受了他们的影响。在学校里向师生们传达党的指示时，语气很象党员讲话的调子。我觉得自

己也像一个热情的党员，学生们也这样评价我。　1948年2月，我参加了为期6个月的中央

党校的理论学习班，这是我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进入班里的同学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

一定水准的人。中央党校使用崇实专门学校作为校舍，一部分是教室，一部分被用作宿舍。

为了把拉下的功课给补上，我没日没夜的刻苦学习，还因此得了一个“夜晚大学生”的绰号。

几个爱好哲学的同学组成了哲学研究小组，共同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　通过在党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了“我的哲学”。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马

克思主义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的。党校老师大部分是从苏联回国的朝鲜人，校长直接用苏联

出版的教材给我们讲课。　我们的课业延长了一个月，直到8月末才毕业。大家成绩都差不多，

但是他们都被分配到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原因是他们在入校之间已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指

跟着金日成干过革命之类）。我被分配到了平壤师范大学。不过没过多久，中央党部找到了我。

“同志，真对不起。崔昌益同志的夫人被安排在了金日成大学预备科，但是崔同志要求给她

安排到师范大学去。真是不好意思，你们能交换一下吗？”　大概那些干部们认为我不想去金

日成大学吧？！我二话没说答应了。崔昌益是政治局委员，延安派的头目。　可能是命运吧！

我学习的机会又来了。在日本读大学中途被征用参军，我并没有读完大学。在金日成大学预

备科教社会学和逻辑学的同时，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考试合格，我成了一名哲学研究生。　那

位在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就是他走后让我接替他的宋宪革，现在是金大因救生院的

党支部同志。当时金大（金正日综合大学）主校区已经建成，所有的研究生都在本校上课，

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自己做饭。

房东是个年轻人，没工作，守着年轻的老婆和一个孩子。对面也是自己做饭吃的学生们。

我的房间很小，与学生们一起做饭。男老师们让我找女学生，也有人给我介绍女孩子，但是

当时我正专心学术，根本没有结婚的想法。　大学党支部对我很信任。苏联派来的一位哲学副

教授的讲义需要翻译城朝语，党支部让我和“哲学讲座长”共同翻译。我开始边翻译边努力

提高俄语水平，于是变得更忙了。后文会提到，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时与这位苏联副教授是

同学，其实他的水平很差。　那位教授中途回国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水平很差，为了翻译

他的讲义吃了很多苦头。1949年夏天，我翻译了苏联哲学教授的《逻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