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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庭，直隶广平人。曾侨居沧洲，后随父至京师。顺治六年，任山西灵丘县令，十六年，升广东罗定知州。晚年弃官，寓居富春江上。喜游历，以著述自娱。著述甚丰富。据民国《沧县志》载，共有七十余部。起凤在金陵交薛冈。薛冈《天爵堂文集》（天启四年序刻本）之《天爵堂笔余》卷二记述薛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从文吉士那里见到不全的《金瓶梅》抄本。约天启年间，包岩叟赠寄给薛冈一部刻本《金瓶梅》。起凤与薛冈都与《金瓶梅》流传、研究有密切关系，他们可能共同研究过《金瓶梅》。宋起凤对《金瓶梅》作了深入研究，对王世贞的文学道路、对其著作也作了研究。因此，他在《稗说》中提出的王世贞中年作《金瓶梅》之说，不同于明末清初的其他各种关于王世贞作此书的传说。他不是记载一种传说，而是确指为王的中年笔，并提出陆炳为西门庆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与其他各说指严世蕃为原型不同。宋起凤以后，谢颐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为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所作序中，再次提出：“传闻凤洲门人之作”，“或云即凤洲手”

②。可以看出，满文译本序作者并没有承受宋起凤与谢颐的看法，而是明确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卢柟。他们可以说是同代人，观点却如此相异。看来卢柟一说，和素是有所本的，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62

第六讲　︽金瓶梅︾的疑难词语

《金瓶梅词话》疑难词语试释（1）

《金瓶梅词话》虽然是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但是读懂读通并不容易。香港学者马力先生在评梅节点校本《金瓶梅词话》中说到：“大陆研究《金瓶梅》的学者王汝梅也承认《金瓶梅词话》有很多句子、词语尚读不懂、读不通。”（《明报月刊》1988年3月号）他引述的这句话是我本着实事求是精神说的。我深感读《金瓶梅》之难。概言之，读《金瓶梅》之难有三：（一）《金瓶梅词话》运用了大量方言词语。它的基础方言，或曰主导方言、母系方言是冀鲁豫交界地区的方言，又杂有吴语、晋语。汉语发展到近代汉语阶段，在商业繁荣、市民阶层扩大的社会背景下，临清运河码头这一方言区，以一种方言为主，又融入其他地区方言，是正常的现象，山东方言（冀鲁豫交界区）为《金瓶梅词话》的基础方言是铁一般的事实。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会的诸同志进行了实地考察，从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解读了词话本中大量疑难词语、句子。在其他方言区的读者看来是不可解的语句，用鲁西方言逐一解通。并纠正了以往词话本校点中的失误。江浙文人（或书商）对词话本进行改写后，刊印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使词话本语言上变得较为精炼，把一些方言词语改为通语或删除，便于《金瓶梅》的流传与阅读，应该说是有功劳的；但是改写者不懂山东方言，把通顺的语句往往改得不可解不通顺，或者把山东方言词语改为了吴语词语，使词话本减弱了原有的语言风貌、泥土气息、鲁地市井韵味，这又是改写者的罪过。已出版的词话本的校点本，凡是据崇祯本校改的语句，大半是错误的，今天的读者，山东方言区之外的读者，不易读懂大量方言语句。（二）《金瓶梅词话》表面上写宋，骨子里写明，亦宋亦明。既有小说虚构人物，又有历史人物。历史人物中有宋代人又有明代人。职官称谓也是宋明交错。这就使得作品呈现扑朔迷离，又清晰又朦胧的外貌。如果不是具有较丰富的历史知识，也不易把其中的语句、事物逐一读通并读懂。（三）作者经历过患难穷愁，有愤懑。他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如椽之笔写西门家传，以一家写及天下国家，把西门庆家庭作为国家的缩影来写，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具有典型意义。这一作品的产生除了大的文化背景外，尚有具体的直接的政治背景，这一政治背景是直接触发作者创作这一部作品的动因。因为作者之谜，成书之谜尚未解开，对具体的创作过程、作者经历尚不能确指，也障碍着我们对全书的理解接受与对某些语句的读通弄懂。《金瓶梅》作者之谜、成书之谜、政治背景之谜，是一些大问号。一些疑难词语，是众多的小问号。为了读懂读通，为了深入研究，把微观与宏观联系、瓶内与瓶外结合，大问号小问号都需要逐一解决。本着这一目的，我与刘辉、张远芬二同志协助王利器先生，组织联络北京、长春、徐州等地同仁，集体合作编撰了一部《金瓶梅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遵照王先生意见，把暂时解释不清楚的词语汇集一起曰《待问篇》，有待于广大学者、读者去解决。《待问篇》仅汇录了部分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