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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明与理想；三曰“封建主义文化”论，认为《金瓶梅》与《红楼梦》分明存在“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两种文化之区别”。还要消除三重阅读障碍：一是把道德理性主义绝对化；二是把古代性文化视为“淫秽”的非科学观点；三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深入人心的伟大身影的遮蔽。（其实，《金瓶梅》比《三国》、《水浒》更伟大、更前卫、更丰富、更复杂、更创新。）4。在贬损肉体、摧残人性、禁欲主义的时代，作者从人本位思想出发，以“童心说”、自然人性论为思想基础，把性放在了人类生存的基础位置，大胆地肯定肉体，显示情欲的自然性、合理性。性在《金瓶梅》中，是人际关系的焦点，是社会关系的纽带，把性与权力、金钱、行为、制度、生活方式联系描写，通过西门庆之欲、西门庆之悲哀，引发人们思考生存与情欲这一普遍的人性问题。西门庆由纵欲而走向毁灭，以此惩戒人，使人生畏惧心，从而启迪人追求“乐而有节”的律动。西门庆与女性的性行为，不单是技巧、肉欲，也有爱与性的结合，对性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生育）的观念有突破。性与爱二者有区别有联系，有性无爱（与林太太）、有爱有性（与李瓶儿）、有爱无性（与吴月娘）。性追求新鲜、变化，拒绝单调、死板、重复。灵与肉、欲与情、心理与生理的多重形态，多重比重，在《金瓶梅》中写得千差万别，多姿多采。西门庆与潘金莲做爱，做得自然而然，与生活场景、心态、关系紧密相连，不是硬添加上去的，是生活中的生动内容，是人物形象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西门庆与女性做爱之前有顺心快乐之事发生，是快乐的延伸。作者表现对人性本体的忧虑，表现对时代苦难的体验和对社会的绝望情绪，否定现实，散布悲观主义。但是，他渴望人性的美好，又不知道怎样才能美好。《金瓶梅》中的两性关系不是和谐与平等的，以写实见长的《金瓶梅》不可能写出这种理想化的性爱。性爱生活的更新、美化，是未来社会的一项伟大工程。从现代的观点审视，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多纯感官的再现，情的升华不够，较浓重地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的性情趣、性观念。从性文化角度，把《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作为研究

资料，《金瓶梅》可谓是一部性文化的宝典。《金瓶梅》作者是一位写实能手，是一位语言大师，又是一位性学大师。5。《金瓶梅》有三新：对女性美的新发现，对女性形象的新塑造，对小说艺术的新开拓。《金瓶梅》开拓了新的题材，以西门庆家庭为中心，上联朝廷官府，下及市井日常生活，由一家而写及天下国家。拓展了审美领域，塑造了西门庆、潘金莲等前所未有的艺术形象。更着力塑造了成体系的交织着错综复杂关系的妇女形象（具有各自的个性美的女性典型），不要说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孟玉楼、孙雪娥、吴月娘等主要人物，就是一个小丫鬟，如秋菊、玉箫、小玉等也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绝不单一、扁平，而是立体、鲜活、生动、多面，呼之欲出。女性成为《金瓶梅》艺术世界的中心。潘金莲的形象为女性世界中的第一号人物。没有潘金莲就没有《金瓶梅》。《金瓶梅》是为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立传的。金、瓶、梅三形象，分别具有不同的个性美，共同具有叛逆性。她们性格多面、复杂，精神苦闷压抑，人生道路曲折。三女性形象比西门庆形象更加丰富、更加成功，更具有社会意义。作者对女性人性有很深的探索与体验。在作者笔下，三女性均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活力、有性力。她们叛逆封建伦理道德，不满男性中心社会，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争生存、求性爱，不逆来顺受，不安于现状，反叛三从四德。作者通过三女性形象，质疑理性，关注身体，批判了“女性性力弱”、“女子无才便是德”、“淑女人格”的传统观念，冲击了“温柔敦厚”、“乐而不淫”的传统审美意识。

《金瓶梅》读法新编（2）

以市井平凡人物为主要角色，贴近现实日常生活。不再是帝王将相、神魔、英雄的传奇，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金瓶梅》成为中国小说艺术史上的里程碑。6。解读《金瓶梅》，重写中国小说艺术历史：《金瓶梅》是中国长篇写实小说之祖，是具有近代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特点的开山力作。《金瓶梅》中有“以前的作品里所不能达到的新东西”（李长之《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红楼梦》继承与发展了《金瓶梅》的艺术经验，可以说没有《金瓶梅》，就不可能产生《红楼梦》。《金瓶梅》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