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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脚型不堪。由性自尊而导致的性自负和心理自卑构成潘金莲的神经症人格，其心理是变态的。对性的无限追求给她的生活伏下危机，她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一旦追求的目的没有达到，或遭受点挫折，她在精神心理中便无法调节抵消，或尅迎儿，或殴秋菊，两般发泄都不行时，便只有手抱琵琶自怨自叹。然而，当她得意时便忘乎所以，甚至闹到吴月娘房中而至不可收拾地步，终于不为吴月娘所容，以二十两银子卖出。张竹坡说：“夫不有子虚，则瓶儿归西门是无孽之人。”我用“道德性焦虑（moral　anxiety）来分析李瓶儿的人格心理，正是基于这段话。此处“孽”字显然是罪恶的意思。查《词源》“孽”本没有罪恶之意，只是后人把佛教讲的“业障”误为“孽障”，才有了“业”与“孽”的相通。“佛教称过去所做恶事造成的不良后果为业障”（即孽障）。查《现代汉语词典》，“业障：佛教徒指妨碍修行的罪恶”。张竹坡看到的虽然只是李瓶儿做了恶事，但联想到他认为“瓶儿是痴人”，我们就会明白，同样害死亲夫，为何不称潘金莲为有孽之人的原因了（他称　“金莲不是人”）。

在张竹坡看来：作孽，对潘金莲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没有看到潘金莲作孽时，已是神经症患者），但对“痴人”李瓶儿则不然，此孽将影响她的后半生，所以他满怀同情的口吻说出本段开头那段话。我说李瓶儿有“道德性焦虑”，就是指她对自己所做的恶事──气死花子虚——在道德上不自知地进行自我谴责。李瓶儿“痴爱”西门庆，在这点上我同意孙述宇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在明代社会中出现西门庆（尽管书中称宋代，实际写的明代）这样的能人，不仅应在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受到重视，在人性发展史上也应该浓浓地抹上一笔。“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于：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阿德勒《自卑与超越》）西门庆的职业虽然是理刑副千户，但就上提之“职业”的真正含义而言，西门庆是个商人，他不仅能从商品交换中牟利，甚至能从婚姻中赚钱，作为商人西门庆是成功的。西门庆的社交能力更不用说，他能从一介白衣升为理刑副千户，谁不佩服（尽管手段不正大），就性的问题来说，我们当然不希望能从西门庆身上看到什么浪漫情调，他同女人的关系只能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西门庆是成功的。从以上的分析看，不论哪方面，西门庆都是当时社会中出类拔萃的（不一定是好的，但他却是代表先进的）。李瓶儿在社会地位上，比西门庆要高一些，而且也不缺钱花，她缺少的是精神寄托和生理的满足。而西门庆所表现出的极强的生命力，不仅使她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得到满足。所以她对西门庆说：“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为了嫁给西门庆，李瓶儿气死花子虚。但不论她的动机多么合理（爱西门庆，恨花子虚）多么没奈何（那个社会只有夫休妇，没有妇休夫的道理），事情的结果却是做了“孽”，而且此孽深植李瓶儿的潜意识，一旦受到外在条件的激活，它便会表现出来。花子虚死后，李瓶儿催西门庆早些把她娶过去，“‘休要嫌奴丑陋，奴情愿与官人铺床叠被，与众位娘子做个姐妹，奴自己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说着满眼落泪。”“‘随问把我做第几个也罢，亲奴舍不得你。’说着，眼泪纷纷的落将下来。”“‘奴情愿伏侍你，铺床叠被’说着泪如雨下。”每次李瓶儿谈到要嫁过去时都哭一番，为什么呢？张竹坡说：“人谓写瓶儿热，不知写瓶儿心悔也。”“乃深悔从前货落人手。”我认为，李瓶儿幡然有悔，但不是为“货落人手”而悔，乃是为作“孽”而悔。气死花子虚这一恶事，在李瓶儿正常的心理活动中形成孽障（业障），即焦虑。她无法通过这一关，也无法使这种道德上的自责消匿。一个人在干某件事时，由于受着某种冲动的支配，往往看不到这件事的后果，所以我们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我干了什么？！”李瓶儿受其情爱和怨恨的左右，借机大骂花子虚，也许她并未想到气死他的结果会怎么样。但当西门庆迟迟不娶她时，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理上有些不安和忧虑。经过与蒋竹山两个月的生活之后，其不安和忧虑更重，甚至有些恐惧感，在西门庆向她举起鞭子那一刻，这种感觉越加清晰，“我那世里晦气，今日大睁眼又撞入火坑里来了”。不安和忧虑一变而为自怨自责，甚至自恨。李瓶儿的“痴爱”无法抵消她潜意识中的罪恶感，即“孽根”。她常常梦见花子虚要去告她，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