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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婚。洪根培恼羞成怒，立即向宪兵总部诬告他是抗日分子。郁达夫却极力保护他。此事经过，紫微在《郁达夫被害前后》中写道：“事隔多日，达夫先生来巴东，我暗中问他，原来是这样的：日宪兵约达夫先生到巴东玩。到了巴东，在雨月庄吃饭时分，日宪兵叫达夫先生去叫林君来。林君来了，吃了饭，就被带去了。到了武吉丁宜宪兵总部，达夫先生看情形不对，怕‘苦打成招’，事态扩大，便挺身而出，看管此人，请宪兵交给他。果然，宪兵将林君交给达夫先生看管在巴爷公务。”但是，由此一来，洪根培却对郁达夫恼恨之至，决意施以报复。他收集了郁达夫的许多著作交给宪兵总部，并勾结巴爷公务中华学校前任某校长加以作证。这位校长因不得人心，被校董会解职，曾要郁达夫帮助他保住校长职位。郁达夫没有理他，他便跟洪根培一起陷害郁达夫。郁达夫被告密后，日本宪兵队长叫郁达夫去到宪兵总部，指着堆在那里的著作问他：“这些书是谁作的？”郁达夫一看是自己的作品，便知道出事了，但他却异常镇静地说：“是我作的。”宪兵队长又问：“你怎么又是赵廉，哈哈哈”这样从容不迫的回答，使宪兵队长一时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说：“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郁达夫一听，便知道事情的严重了，但他以过人的才智，应付他说：“啊呀！是吗？怎么你们不先问问我呢？如先问问我，我早就同你们说了。”经他这样一说后，宪兵队长无可奈何，只能表面上显出谦恭和尊敬的神情来。但是，事后却一直严密监视着郁达夫的行动。郁达夫回到巴爷公务后，便将自己被汉奸告密的事告诉胡愈之等朋友。大家都感到郁达夫的处境非常危险，劝他到别处去躲避。然而，达夫却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宪兵每天到我家里来喝酒闲谈，虽然没有说穿，显然我已被监视了。我是逃不了的，索性不动声色，等事情爆发了再作打算。但你们应当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得太大。”这一番话，表明郁达夫在处境极其艰危之时，多么冷静和镇定，而且所考虑的不是自己怎样侥幸逃生，而是朋友们的安全。可见，他的精神境界多么高尚而又伟大！朋友们当时都认为郁达夫的话是对的，但一时又无能为力来为他出一分救助之力，而且只好听从他的意见，各自分散转移。1943年2月底，胡愈之和兹九去了棉兰，张楚琨、高云览则去了巨港。他们走后不久，宪兵总部根据洪根培的密告，在巴爷公务、巴东、石叻班让、望加丽等地，逮捕了十多个华侨，据说都是跟郁达夫有牵连的人。对郁达夫却始终没有逮捕，只是暗中监视，侦查跟他来往的人。但是，他们占用了他的小洋房，叫他住到一个像店铺的房子里。因而，郁达夫日常的行动更加谨慎，碰见朋友故作为陌生人，更不陪同友人在公开场合露面。日本宪兵总部经过大半年时间，到上海、东京等地调查后，终于对郁达夫的情况侦察告一段落。1944年8月的一天，宪兵队长又来到郁达夫家里说：“打电报找你不知用了多少钱。”郁达夫已经习惯于对付他了，随口说道：“钱吗，我这里有，你们要，拿去用吧。”随即又请他们喝酒，喝到他们满足时为止。郁达夫当时对日本宪兵，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但是，对汉奸洪根培却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据紫微说，郁达夫曾亲口告诉他：“不错，他（指洪根培——著者按）离开武吉丁宜去别处，路过巴爷公务，在汽车上，汽车停在路旁，我开了车门，抓他下来打了他两个耳光，我说：‘你再去告我的密！’他当时道歉，说以后不敢再妄动了。”这两个耳光，虽然未能将这一无耻汉奸置于死命，却凝结着郁达夫对于民族败类的切齿痛恨，更是显示出他是一个大无畏的勇士，正气凛然，铁骨挣铮！郁达夫这样教训了汉奸洪根培后，总算出了一口闷气。但是，他感到由此一来，自己的命运可能更是凶多吉少，因而，他平时虽然装出异常豁达、洒脱，但内心却难免暗自忧伤。他的一些朋友已感到他已现出—种“暮气”了。他甚至曾经对友人说过，自己很可能过不了50岁这一关。即是说，他已做好了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思想准备。于是1945年2月13日，他又像往年一样，在他的好友蔡清竹处，写下了一篇《遗嘱》。

在日本宪兵的严密监视下，郁达夫好不容易坚持到了1945年。在这一年里，世界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彻底打败了德意日侵略者，取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郁达夫，已预感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有了决定性的变化。他从侨长蔡承达家中的收音机里，曾秘密收听到了德国法西斯于5月2日宣告投降和于5月8日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消息。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