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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耀眼的一楼大厅。呵欠连连的总台小姐递给我一张入住登记单。我交了三百元押金。

幸好房间还算干净，电话、电视机、卫生间等一应俱全。想起明天就有可能到海上去，我的心情非常舒畅。

我把行李放好，然后跟旭光一起出去吃晚饭。

1997年12月4日

天已经睛了，但是今天我还不能出海。

旭光在法院里上班。我起得很早，在房间里看了一会书，九点钟时我步出饭店大门，去舟山日报社找阿坚——旭光忙于考研，委托他做我出海的顾问和伙伴。在阿坚的办公室里，我翻阅着最近几个月的报纸，试图从中寻找到出海的线索。我希望能跟渔民一起出海，和他们一起捕鱼，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我还想到偏僻的小岛上去，住上几天——那将是很小的小岛，被辽阔的海洋所包围，岛上没几户人家。

阿坚在不停地给嵊泗的朋友打电话，帮我联系出海事宜。他准备陪我去嵊泗列岛，但要等到他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大概要三四天以后吧。在这三四天之内，我只能单独行动。他让我独自先到岱山去。

昨天晚上，我们在市中心的一个餐馆吃饭。除了金旭光，还有黄立宇、阿坚，后来又来了一位，叫李军，瘦瘦的，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额头的发际极高，仿佛清朝的遗民。

八点多钟，我们从餐馆里出来，沿着湿漉漉的街道，步行至市中心广场，然后蹩进广场边上的一条小巷。小巷暗暗的，隔很远才有一盏路灯，裹在夜雾里，微弱的光芒几乎照不到地面。黄立宇就住在这条寂静的小巷里。我们去他家谈天，用旭光的话说，是去“论剑”。我喜欢“论剑”这个词语，它使参与“论剑”的人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以为自己就是武侠小说里的侠客。

我们跟着黄立宇钻进一个黑乎乎的单元门洞，整条楼梯顿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二楼有扇门打开了一条缝，逸出的灯光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一个蓬乱的脑袋伸出来，那对黑中泛白的眼珠瞅着依次盘旋而上的我们。

“是去黄立宇家的。”这位老兄自言自语道，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们重又陷入黑暗中。

黄立宇家在四楼，我们跟着他鱼贯而入，在书房门前换上拖鞋。书房里摆着一台电脑，一张桌子，书整整齐齐地码在书架上。大家在茶几四周围坐成一圈，像老爷一样轻轻咂起了热茶。整个房间都是愉快的喝茶的声音。

几口热茶下肚，大家的面孔开始潮润起来。有人开如高谈阔论起来。话说到一半，有人插话进来，表达了不同意见……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后来大家都很疲倦，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深夜一点多钟，旭光、阿坚和我从黄立宇家出来，前往我入住的地方。夜晚的街道非常静寂，路灯发出像月光一样清冷、灰暗的光辉。窗户都紧紧关闭着，偶尔从某扇尚未沉睡的房间里透出一丝温暖的光线。已经是深冬了，从海上吹来的风在我们面前一路追逐着，盘旋着，掀动着我们的裤脚和掉落在马路上的树叶。我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裤袋里，身体瑟瑟发抖。这就是舟山吗？我想，现在我正贴在它的地面在走。跟杭州相比，这里好像多了一份孤寂，也许是远离大陆，受海水冲刷的缘故。白天，人们像鱼一样为生存朝不同的方向游走，晚上回到用石头和海藻搭起来的安乐窝中抚慰无助的灵魂。这里有点像乔伊斯笔下的爱尔兰。这里自成一体，但是好像有点闭塞、小气。这里的文学刊物叫《海中洲》，意为“大海中的小块陆地”，这个名字仿佛在不经意中道出了舟山的现实、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是诗意的安居之地，另一方面是隔绝的失望之地。谁会来把它撕开呢？

1997年12月5日

早晨我退掉房间，把箱子寄存在总台（旭光会来拿走），只带了个背包就出发了。

按照阿坚指点的路线，我先乘汽车到达定海的西码头，然后在那里搭上了一艘开往高亭（岱山县城）的白色快艇。被密封得严严实实的快艇像一匹烈马在黄色的大海里跳跃着，倒腾着我腹中的器官。舷窗很高，往外看很吃力，我只好闭上眼睛，把铁锚一般沉重的脑袋搁在椅子的靠背上。我睡着了。

醒来时我发现人们正涌向舱门。原来船已经靠岸了。摇摇晃晃的我被人流裹挟着走出船舱，在码头上立定。码头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港湾里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密密麻麻的桅杆像冬天光秃秃的树林。船只在海浪的拍打下微微摇晃着，船上的旗帜在海风的吹拂下发出猎猎的声音。海面上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