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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吃到一半，一位清秀、小巧的女孩瘸着腿从门外进来，一声不响地坐在阿坚旁边，像只小鸟。

她姓赵，阿坚的女朋友，小学老师，不久前在一次跳舞中扭伤了脚踝，现在家养伤。

晚上，阿坚、小赵和我在房间里打扑克。我输得最惨。玩到十点钟，小赵说她该回去了。阿坚一边洗牌，一边兴致勃勃地说，再玩一会儿吧。小赵不高兴了，说，你怎么从来都不会替别人想一想呢。

1997年12月10日

上午由县委报道组的同志带路，驱车在岛上转了一圈。岛上的风景很好，但是没有一个游客。这是冬天啊。我们站在海滩上，海风吹着脸，有如刀割。我们还参观了位于菜园镇中心的海洋生物博物馆。

中午回到县政府招待所吃饭。孙大姐对我说：

“我跟祝八方通了个电话。他在家里休息，因为渔汛已经过去，捕不到鱼……”

“他不想出海？”我失望极了。

“要出海也可以，他带你到近海捕鱼，你出一百元的油钱。”

下午，我和阿坚搭上了一趟去金平的船。这是一艘木船，船舱是露天的，又大又深，两侧的船舷有两米高。我们站在船舱里，只能看见头顶的天空和桅杆。

木船在海上突突地行驶了十分钟，靠了岸。我和阿坚下了船，沿着码头走。弧形的码头建在山坡下，又狭又长，像一弯新月。码头的左侧就是嵊泗中心渔港，荡漾着细碎的波浪，此刻泊满了来此避风的各地渔轮，有好几千艘，密密麻麻的桅杆把对岸的菜园镇都遮住了。正值退潮，靠近码头，二十多艘渔船陷在淤泥里。码头上堆满了捕蟹用的渔网和竹竿，山坡下建着一排简陋的房子，水泥台阶上，坐着许多头发蓬乱的渔民，衣服穿得很少，露着黑黝黝的脖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走过。我们沿着码头步行了两百多米，然后向右拐进一条小巷。

小巷狭窄而潮湿，有着低缓的坡度。两侧的房子都很低矮，修筑在山坡上，大概正逢乡人大选举，房子的墙上贴满了醒目的红色标语。两个拖着鼻涕的小女孩扛着一篮垃圾走下来，与我们擦肩而过。路边有一家“温州发廊”，响着从收录机里传出的流行歌曲。

小巷拐了个弯，然后是几级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路的左侧有一间小屋，里面摆着大米、白菜、黄瓜和冰冻的梅鱼。摊主们都双手交叉插在袖子里，站在道路另一侧的空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注视着过路的行人。金平广播电视站就在他们身后那座破旧的建筑物里。

广播电视站钱站长在办公室里等候我们。他是一位黝黑的中年男子，眼睛凹陷，颧骨外突，他的身上一定具备共产党基层干部所应该具备的一切。办公室小而暗，装修得像某户人家的客厅，地砖又滑又洁净，墙纸是新糊的，角落里摆着打开的电视机，办公桌是那种漆得很亮的八方餐桌。办公室里边是钱站长的卧室。再里边是卫生间，散发着淡淡的抽水马桶的气味。

“你们一定要找祝八方？”钱站长说。

“他家四兄弟都是渔民，”阿坚说。

“可是有先进的渔民，也有后进的渔民啊。”钱站长说。他以为我们是来宣传先进的。

“不要紧的。”我笑着说。

钱站长领着我们，从广播电视站里出来。我们踩着石级，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岗。祝八方家的房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那道山坡上。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走，不久就来到那座房子前。房门敞开着。

祝八方在别人家里搓麻将，听见我们的叫喊，就像一头豹子似的冲过来。他年纪很轻，身材不高，但是显得精干；头发留得很短，黑黝黝的脸上长着一颗痣，这使他看起来有些凶狠，但他的眼睛很友好，闪烁着孩子气。

他给我们每人倒了杯水，然后坐在对面，绞着手。

“天气不好，出不了海。你先住下来，等风浪小了，我再带你出去。”八方对我说。他有些腼腆，像姑娘家。

八方已经在家里休息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睡得早，早晨起得也早。吃过早饭，他就去码头闲逛，打扑克，在屋檐下晒太阳，与本地的或外地的渔民聊天，一直到中午才回家。妻子烧好饭等他。

八方十六岁的时候，母亲过世了。初中一毕业，他就跟父亲出海捕鱼。风很大，掀起了一层层无穷无尽的海浪。船驶在汹涌的波涛里，在他看来几乎要沉了。他“醉”得厉害，像鱼一样直挺挺地躺在船甲板上，一边吐着泡沫，一边睁着眼看父亲。他从此不想出海，在家里待了大半年后在一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