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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已成立，理应把这些家伙交给中国作　为主权国去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处理。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密，决　定这件事不对外公开，以防移交期间发生种种不测。

罗瑞卿嘴角露出微笑。他是个直率、性格活跃的人，他希望　能将这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战争罪犯予以审判，量刑处置，　既能大快人心又能提高新生的人民中国的威望。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周恩来，仿佛透视了兴奋的罗瑞卿和沉默　的史良的内心语言，特为郑重其事地宣布了政策：

“我们把这一批战犯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　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理由是：“民　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　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　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　完全有信心，我们能把他们改造好。”

周恩来又从《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话讲起，说，共产党人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自然包括这些战犯。我们的统战政策是在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和人民，具有深　远的历史意义。旧中国的西太后、袁世凯以及蒋介石都不能容　人，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统治者，他们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所以　不会“大公无私”、胸怀宽阔、高瞻远瞩。

两位部长注意到，周恩来对“一个不杀”没有明确，总理是　用了　“将来”　二字，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转眼到了1956年年初。这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的工　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周恩来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　作的政治报告的意见》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　看。这是中央准备特赦战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　杀”的原则，具体说明了这一决策的意义。周恩来说完对日本战　犯的处理后，把话题转到国内战犯：

“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判刑，　甚至判死刑，当然也要按其罪行来判，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合　理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若设想一下，大陆上的战争结束　巳经六年到七年了，国内人民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战犯的罪行已　经成为过去，又经过六年到七年监狱生活的改造，他们也已经起　了变化，这时就可以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们。杀他们是容易　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　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　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承受是复杂的，又有些矛盾：想起国　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想到“白公馆”　“渣滓洞”等处弥漫　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可是，这些高级战犯，　高高在上，并没直接欠下血债。可是又有人会问：没有上面的命　令，具体执行的人敢如此暴戻恣睢。

于是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全部释放，另有人主张　逐步释放。周恩来赞同后一种意见：“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　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　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　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

周恩来想到仍活在台湾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不免有些讽刺意　味：“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　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这批人中，将官有460位之多，现在在台湾，连孙连仲都开饭馆子，我　们送去那么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哪里能养得起？蒋介石消受不　了！相反的，蒋介石越是穷途末路，他狐疑鬼猜的事就特别多，　他会想我们送一个人去都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送去那么多　的人会送死的，我们让他们去送死，也不对。因此，我们对国内　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

问题的确有些复杂。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泽东，　在此事上也很慎重。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　十大关系》的报告时，曾就宽大战犯的政策作了说明。毛泽东指　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　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　有帮助；四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