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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女人身上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存在于他们一如既往的主观梦想之中另一类，则是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里无穷的种种姿色他们被这种欲念所诱惑。

Milan　Kundera；from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1984）2我是个享乐主义者，有着严重的孤独恐惧症，但我的享乐思想立刻被卡门征服了，我对她一见钟情。可从一开始，她就不满我对一夫一妻制的恐慌与焦虑。起初，她对此还有几分同情，觉得我与其他女人的逢场作戏好玩，把这看做是挑战而不是预警。

直到一年后——那时我们不住一起——我与那时供职在伯尼维广告公司的接待员莎朗上床，事情败露后，她才确信我从未忠实于她，甚至从未尝试过要忠实。几年之后她告诉我，莎朗这段插曲过后，她想甩掉我，但意识到自己爱我至深，所以干脆对我的不忠视而不见，把这当成是我性格中无法弥补的缺陷，就好比有人好抠鼻子，有人好赌一样。这在感情上给她一种慰藉，不再去想自己的丈夫“经常和别的女人鬼混”。

但是，之后许多年，她仍然威胁我如果旧病重犯，她就离开我。她要确保我若再出轨，至少也要对她隐瞒得密不透风。这招果然有效。

这以后的七年，我们是西半球最快乐的夫妻，幸福一直环绕着我们。

直到三个星期之前，当我和弗兰克强打精神在听荷兰娱乐场产品经理喋喋不休时，卡门给我打来电话。

我们知道这是世界末日了

REM；from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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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赌场的都是些怪人和穿仿真丝衣服的女人。我在赌场从未见过一个漂亮女人。糟透了！

所以，当荷兰赌场的产品经理打来电话说他想成为MIU市场营销策略公司的客户时，我很自然地告诉他，赌场真是个让我疯狂的地方。

荷兰赌场对我们来说，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去处。第二天上午弗兰克和我抽空来到这间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赌场，产品经理带我们四处看一看，并参观他口中的“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对了，“商业中心”，这就是我们客户喜欢用的术语。我没有什么意见。他们可能在讨论要“一起聚聚，好好聊聊”呢。

我们，也就是我和弗兰克，在MIU谋生。有一技之长的人生产产品，还有一些人卖产品，虽然不是那么体面，但一样非常实用。我和弗兰克不卖产品，我们卖的是时间。我们甚至都不用自己生产它。MIU大部分的脑力工作都是由六个二十几岁的年轻男女来做的，他们都像自主创业之前的我和弗兰克一样，敏感、易激动。我和弗兰克把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的点子集中起来，做成报告，让我们那美艳惊人的秘书慕德加上漂亮的封面，然后我们神态自若地把点子告诉客户。他们照例反应热烈，极力夸赞我们，然后把点子置之一旁，再不理会。再然后我们又对同一个客户提供下一个报告，赚足了油水。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运营模式。

弗兰克提了一些问题，他知道客户总是欢迎这类问题，产品经理大谈信息过载的世界记录，我则装作在认真听。我的装听艺术已是登峰造极了，客户会以为我在苦思他的市场营销问题，而实际上我正在想的是做爱、俱乐部或阿贾克斯足球队。有时，我完全不知道客户刚才说了什么，但这没有太大关系。高深莫测的表情、紧缩的眉头、故弄玄虚的沉默是干我们这行的先决条件，这甚至可以让我们赚更多钱。只要尽量不要睡着，这招就有效，弗兰克总这么说。

今天我实在撑不住要睡着了，我已经明白无误打了哈欠，两次，这可惹恼了弗兰克。正当我的上下眼皮不停打架时，手机响了。我松了一口气，说了声抱歉，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是卡门打来的。

“嗨，宝贝。”我说，一边从桌边转过身去。

电话那头传来卡门的啜泣声。

“卡，怎么啦？”我大惊，问道。弗兰克朝我瞥了一眼，很担心的样子。产品经理仍在夸夸其谈。我向弗兰克作了个“别担心”的手势，从桌边起身离开。

“我在医院。不是好消息。”她抽泣着说。

医院！我已经忘了她今天得去医院。两天前，她让我看看乳头是不是不太正常，乳头有些红肿，我试着说服她这只是来例假的原因，或者也可能是被乳罩里什么东西刮伤了。不要紧。就像六个月前的那次假警报一样。我说如果她担心的话就去找沃尔特斯医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