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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解释一下这种不公平的代表制的原因呢？而且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同样一批选民，竟选出了好几个代表。

即以苏共中央委员为例，起初，他们选举党的代表，后来又选举工会的代表（尽管是间接地）——每个共产党员都是其中的什么成员。然后，再是按居住地选取。同样情况也发生在科学院院士、作家、艺术家、保卫和平人士……等人的身上。然而，新苏维埃国家的普通公民，却只能有一次选举权——按居住地投票。

说到这儿我不能不指出，所有的民主派都谴责所谓的“红色百人团代表”，也就是苏共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完全是按老规矩构成的，依我看，那是党的好原则：其中既有党委书记，也有作家、学者、工人、农民……

对选举进行过总结之后，立刻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我们在评价选举结果的问题上同总书记又发生了分歧。戈尔巴乔夫情绪欢快昂扬。他说，选举昭示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巨大威望：87％的人民代表是苏共党员……他一反常规，在会上竟然第一个发言，似乎是想以自己的威信来肯定胜利，因为他预感到了有人可能有不同意见。然而某些与会者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我说：党在选举中失败了。30名按地区提出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全都在吵吵嚷嚷中蒙羞落选，而战胜他们的对手远不如他们那么头衔显赫、有名气，但却更有“说服力”。

“但他们也是党员！”戈尔巴乔夫说。

“他们当选的原因不在于是苏共党员，”我表示不同意，“相反，他们从来不张扬自己是党员。”

我说：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情况远非个例。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说明党大大落后于它所发起的改革。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苏共领导躺在改革发起人的功劳簿上，自以为威望过人，不想看到自己正是以一种过时的方法在工作。我提出问题：难道在这30个输掉选举的人当中，真的有谁是跟自己的幸运对手做过一番较量的吗？然后自己回答：没有。我看，他们恐怕还是以为一切就像过去那样，只要哪位党的负责人给基层下一道命令，叫大家给州委领导投上一票，那所有的人都会立刻乖乖地完成任务。可不是那时候了！选举恰恰表明，那种享有说一不二的威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要想建立威望，就得天天奋斗，每个人都得这样干才行，党也好，领导人也好，谁都不能例外。可不能以为这场选举只是30个人输掉了。是党输掉了这场选战，因为它相信了这些人，把自己交到了这些人手上。

遗憾的是党的领导——从区委书记到政治局委员——看来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相当普通的道理。选战之后的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87％当中的大多数开始大张旗鼓、急急忙忙退出苏共。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决不是什么觉醒，而是彻头彻尾的叛变。不过这可是一个绝对令人不安的信号！它意味着做党员就得不到群众拥护。不过，从党内向党外的“移民”直到变得规模吓人时，苏共领导还在稳坐钓鱼船，他们安慰自己说：耗子从船上逃跑怕什么？方向还是正确的嘛，航线还是清楚的嘛，前进的步伐并没有改变嘛……他们不是健忘就是不懂：耗子弃船逃跑，那是因为遇到了灭顶之灾……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自己“正确”，宣称航线不会改变，毫无自我改革的愿望，过分自信，不善于聆听足够振聋发聩的报警信号，终于导致1991年8月共产党的毁灭。

党内局势（12）

马上会有人问我：那么，你是不是早就看出这样的结局呢？

我会回答：不是。因为我还缺乏这样的想像力。我只不过希望能有另外一种生活闯进党的权力通道，这种生活跟思想一样，它也是诞生于这些通道，然后再扩散到该范围之外的四面八方。

不过，回想起我国历史上的首次民主选举时，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满意。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好多我所不喜欢的民粹主义的错误，好多荒唐事，斗争也不是那么公正，但重要的并不是这些！重要的在于每一个达到选举年龄的公民，他的生活中终于出现了选择政权的真正自由——其表现哪怕仅仅在于如果哪个候选人都不能令他满意，那他就可以谁都不选。而且那次选举就像一切新鲜事物一样，还伴有一点在当时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兴奋心情，这样的心情对生活总是有好处的。

我要承认，我是有意专门谈论1987—1988年间党内的几次会议以及后来的苏联宪法修订工作的。因为以我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时期，具有破坏性的反对运动开始迅速形成，它的领导人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