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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谈谈住宅私有化的问题。一年前这个问题在总统顾问委员会上讨论过。有人建议建立住宅市场，允许自由买卖住宅。为了加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有人建议大幅提高房租，特别是对超过标准的面积。听起来似乎很动人。但是我立刻表示坚决反对。不能不经深入研究和计算就这样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今天，比方说，我们苏联有6000万退休职工。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其中3000万人有超过标准的住宅，有的5平方，有的10平方，还有的更多。有的因为孩子走了，有的因为丈夫或者妻子去世了……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情况。难道说要把这些老人从窝里起出去？一个家可不仅仅是四堵墙。这更多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品德问题。同时也是个物质问题：想一想，如果为超标的住宅他们要付所说的那种高价，那什么养老金也剩不下。

“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服我们？”（10）

难道那些年轻人，那些困难家庭能买得起住宅吗？房子会跑到谁手里去，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是个保守分子，过去是，现在还是。

“雷日科夫主张提高价格。”“辞职的时候，他向巴甫洛夫建议要提高价格。”

——是的，我们经常讲，价格组成问题上有落后的地方。应该调整价格，不过1988年就应该做。那时做损失会比现在小得多。

根据计算，1990年提高价格需要付出的代价是1600亿卢布，而且其中有许多产品完全需要补贴，儿童用品还几乎没有涉及。可是由于“手段不普及”，我受够了攻击，尽管需要控制价格的事是国内几乎所有领导人、所有主要经济学家都同意的。（这里我想先说一句，我要提醒大家，从1992年1月2日起，若以我们的建议为基数，叶利钦和盖达尔实际上把价格提高了两倍，许多商品甚至提高了三倍。不久，这些价格就飞快地往上涨，从几百倍涨到几千倍，把千百万人民抛进了贫困的深渊。那些轰轰烈烈的声明呢？叶利钦不是说一旦涨价他就要卧轨吗？这些全都忘到脑后去了。而这一切给人民的打击是多么痛苦。）

“您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您跟他有分歧吗？”“如果您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您会在各方面同他保持一致吗？”“您干嘛要辞职？”

——现在我同戈尔巴乔夫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参加任何会议，也不是顾问。

从前，大概是在1987年以前，我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分歧。你们可能还记得，改革当时进展很快，我国经济也正处于上升阶段。然而即使在当时，我也依然有自己独立的、独特的立场。我觉得，原则性的意见还是有可能表达的，即使我在政治局处于少数。你们可能还记得那次反酒精饮料运动。对于建议开展运动的一些方法，我是反对的。

最近，特别是1988—1990年以来，我跟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分歧很大。我直截了当地谈论这些分歧，当面向他提——既在政治局，也在总统顾问委员会。比如关于住房私有化的问题就是。

最值得一提的是向市场过渡的纲要。政府纲要曾两次提交总统委员会审议。我把它提交上去，遭遇到批评，然后又是补充，最后说：好吧，雷日科夫同志，把它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吧。我知道批评会是激烈的。特别是在价格问题上。不过，1988年的每一个文件不是都说，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务必要听取人民的意见吗？我怎么还能有别的做法呢？所以我就走上台把我们怎么看这些问题老老实实都说了。让所有的火力都冲我来吧……

在立场问题上我始终是表里如一的。唯一可以自责的就是应该把我去年（1990年）12月在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说的话提前一年说出来。改革已经不是原来1985年预想的那个样子了。

至于说到我下台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几个星期我通知了戈尔巴乔夫，我不同意所推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所以宣布辞职。

但不管怎么样，我的立场还是没有变。我认为，今天发生的这种变化，是把我们国家引向“休克疗法”，这将对人民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比方说，根据波兰的情况，我们对此就可以有所了解。不错，现在那边柜台上倒是什么都有，可就是普通老百姓买不起。以降低需求的这种方式来保证市场的丰足，是无须乎什么太高的智慧的，我可以在一夜之间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