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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事。他们二人还兼任了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

1954年6月，林徽因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8月10日，《北京日报》介绍了她的简历。这一年秋天，林徽因的身体实在不能抵御郊外的寒冷，为方便治疗，梁思成在城里租了房子。由于一时尚未就绪，便搬到陈占祥家里去住。不久，林徽因病情恶化，住进了同仁医院。

1955年春节刚过，建工部召开了设计和施工工作会议，各部、局的领导和北京市委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根据近年来各报陆续披露的基本建设中浪费情况，和设计工作中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偏向，进行了激烈地讨论和批判。

这次会上，还组织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已全部打好了清样。

从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

十多年以后，梁思成在回顾这场批判时，谈了他的困惑和思考。

四十年代末，我在美国考察时，国际上新建筑理论又有了发展，我深感我国在建筑理论上的落后。回国后，我把这些理论贯彻到教学中去。但五十年代初在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中，批判崇美思想，把这些新建筑理论和我修订的教学计划，统统算在美帝的帐上给批掉了。

我第一次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时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它仍旧是沿袭巴黎美院学院派的传统教育体制。但是当时正是学习苏联高潮，认为苏联的经验都是先进的，便把它照搬了过来。

当时，我也深感不解，怎么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建筑和我二十年代在宾大所学的那一套完全一样？我自己的解释是：苏联建筑与欧美折衷主义建筑之不同，主要在“内容”上。但是在建筑上“社会主义的内容”和“资本主义的内容”

究竟有何区别，我之所以说不清，是因为我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将来我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时，自然就会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内容了。

我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一提法，感到很受启发。我想我们新中国的建筑也应该是具有“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认为我过去研究的那些古建筑，它们的形式就是“民族形式”，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则我既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也说不清在建筑中哪一部分才算是“内容”。这一直是梗在我心中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使我从心底信服苏联的“民族形式”理论的重要原因，就是莫斯科的美。

那统一考虑的整体，带有民族风格美丽的建筑群，保护完整的古建筑。再和英美城市的杂乱无章相比，使我深刻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所以我也就努力学习苏联，提倡“民族形式”——“大屋顶”了。

我承认，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思想影响很深。但是在三十至四十年代我是反对普遍建造“大屋顶”的，为什么到了五十年代，反而积极地提倡搞“大屋顶”呢？我想有两个原因：在客观上受当时“学苏”“一边倒”国策的影响。……主观原因则是由于我从事多年的古建筑研究，对古老的建筑形式有很深的偏爱，认为人们反对大屋顶，是因为他们缺少文化历史修养，有“崇洋”思想。

尽管这场批判只发了十几篇文章就草草收场，但一场又一场的批判会、讨论会，已使他难以支撑。甚至他与林徽因三十年代合写的《平郊建筑杂录》那篇文章也成为复古主义的典型，一批再批。而这一切都是无法瞒住与死神做最后角力的林徽因的。

梁思成每次从批判会场回到林徽因的病床边，他们都只是默默地望着，相对无言。

林徽因感觉到，她的生命如下午的日晷，疲惫的影子已经渐渐淡远模糊。

而逝去的一切却随之清晰起来。已经很久不敢再照镜子了，她怕在那块明亮的玻璃上，看到她瘦骨嶙峋的面容和一生跌跌撞撞的路程。那无疑是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

护士进来打针了。

林徽因从住院起，就喜欢上了这个圆脸庞的姑娘。当林徽因被疾病折磨得最痛苦的时候，这个小护士一天天地陪伴着。林徽因的生活起居，她都想得很细密，照顾得一应周全。每次打完针，她总是给林徽因唱一支歌。有时还问：“林阿姨，今天我该给你唱支什么歌呢？”

每次她高兴地听她唱着，有时也随她轻声哼着。

小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