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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单凭攻打儿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回想起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挥戈南下，一路上攻坚披锐，结果在汤坑、三河坝遭到失败，三万多人的一支部队几乎打光了。朱德和陈毅收拢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八九百人，拉到湘粤交界一带，发动了著名的湘南暴动，近万农军揭竿而起，整个湘南树起了红旗，何等壮烈！但于井冈山会师之后不久，立足来稳，就把湘南农民军派回攻打县城，结果纷纷失败，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继之，湘南暴动时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九团，再度远离根据地，向湘南冒进。虽一度占领郴县县城，但很快又招致失败，只剩下肖克等同志带着约一连人回到井冈山。最后，还是靠毛泽东在井冈山坚持的这块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形势虽然有所好转，红军也得到发展壮大，但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很有可能重蹈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①一幕幕往事与教训从眼前闪过，使黄克诚觉得不吐不快。

在一片立即攻打武汉的急切呼声里，黄克诚又一次唱了反调。他经过深思熟虑，给彭德怀军团长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现有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是不可行的。

同时，黄克诚试图说服周围的同志。但是，事与愿违，他与纵队政委张纯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张纯清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决议，认为黄克诚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所以才提出反对意见。

黄克诚以亲身经历阐明自己反对的理由，他说：“我刚离开武汉时间不久，知道那里的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我们党在那里并没有多少力量。

如果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依靠现有的红军力量，不但不能夺取武汉，反而会造成无谓的牺牲。“

“你这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张纯清当面指责黄克诚。

两人一路行军一路争论，甚至于宿营休息时也争吵。不过，争来争去，①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120　页、121页。

谁也说服不了谁。

红五军到底有没有力量去攻打武汉，彭德怀作为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是心里清楚的。面对大多数人力主攻打武汉的要求，彭德怀还是听取了黄克诚这一微弱的呼声，暂时放弃了攻夺大城市的计划。

但是，中央命令难违，彭德怀遂采取了折衷之策：消灭鄂东南地主武装，占领岳州，为攻打武汉作准备。

7　月初，红三军团攻克岳州，进而再次占领平江及其附近地区。

平江。

屋里烟熏雾绕，气氛紧张。

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边特委联席会议，围绕是否遵照党中央指示，“攻打大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一关系到红五军今后行动方向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红八军政委邓乾元深受中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的熏染，摩拳擦掌，主张立即去攻打武汉，以实际行动贯彻中央指示。他的主张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与赞同。

军团首长和湖南省委一些同志，则主张先夺取长沙，然后攻打武汉。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激烈。

一开始，黄克诚只是仔细聆听两派之间的争论，同时思考着如何陈述自己的意见。

黄克诚是以支队政委身份参加这次扩大会议的，但是不久前组织上已经找他谈话，准备任命他为纵队政委了。

就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黄克诚站了出来，大唱反调：“我个人认为，靠现有的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话一出口、不啻一颗重磅炸弹，使争论的双方都缄默不语。

黄克诚接着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现在提出夺取武汉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没有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至于打长沙，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也不可能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汉，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然后予以歼灭。如果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这样既可以扩军筹款，又达到了扩大政治影响这一目的。”

会场上一阵悄声议论，然后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对黄克诚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黄克诚的言词充满了严重的右倾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