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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邱吉尔提供了一个与他非凡的能力和个性相称的舞台。只有在可怕的战争环境里，伟大的领导能力才能显示出来，这似乎是生活中可悲的事实。

英国最伟大的首相之一是罗伯特·皮尔爵士。他作出了废除“谷物法”的强硬决定。但是他没有象迪斯雷利或战时住在唐宁街10号的其他首相那样为人们广为怀念。在美国，情况类似的是詹姆斯·波尔克，根据历届总统的能力和业绩，他可能排在前四、五名。艾森豪威尔则是另一种范例。他结束了一场战争并且保持和平达八年之久。但是，许多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如杜鲁门总统那样坚定、果断。因为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8月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曾下令投掷了原子弹。因此，在大多数历史学家心目中，发起战争比结束或是避免战争，更应是衡量人物伟大与否的尺度。

尽管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被彻底打败了，就邱吉尔个人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简直不算胜利。

正是斯·皮·斯诺注意到了邱吉尔在其著名讲演中说过的一句话：“为了主持英帝国的解体，我没有成为国王的首席大臣。”这个讲演是富有戏剧性的，至少是不太真诚的。因为很清楚，只要在1940年出任首相者必须履行视察职责。即使没有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战后解放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决定，英帝国内部要求独立的势头也已经势不可挡。邱吉尔试图阻挡这个势头就会象卡奴特王命令潮水不能再涌来淹没他的双腿一样。

甚至德国的失败对英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邱吉尔知道，如果需要一个抗衡苏联的坚如磐石的力量和使大陆得到稳定，那么德国必须重建。他也知道德国不得不从废墟中重建并恢复元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比英国遭到部分削弱更为可龋当德国在重建时，一座新的现代化工厂取代了被炸得粉碎的工厂。英国，虽然作为战胜国却不得不对付着使用那些即使在战前也已经十分陈旧的工业设施。结果是，残败国变得比战胜国更富有、更强大。

英国人民也不得不继续在配给匮乏中生活。他们厌恶地认识到，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忍受痛苦和作出牺牲，英国也已不再能象以前那样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了。

英美联合问题早在战争开始前很久就是邱吉尔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战后年月里，联合问题更为迫切。邱吉尔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在三十年代，它被视为加强两国繁荣昌盛的手段，在四十年代，它是英国幸存的先决条件，在五十年代后期，他把它看作是形成对付苏联共产主义在欧洲和在世界扩张的包围圈的唯一途径，到六十年代，我猜想他把它作为保持英国对世界事务影响的唯一途径。

战后，为了维护英、美联合，邱吉尔不得不吞下了许多苦药丸。在珍珠港事件后，我们参战前的两年期间，英国为了据守一条防线抵抗希特勒而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价。尽管我们的伤亡是大的，但是他们的伤亡无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比我们的伤亡大得多。他们对我们的努力是非常感激的，因为没有我们，他们不可能幸存。但是他们也应该了解，没有他们，面对着完全处于希特勒控制之下的欧洲，我们也不可能生存下来。现在，他们已感到有必要听从美国的看法和意见了。

领导的火炬已经传给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更大的才能，而是因为我们有更大的实力。我不是说邱吉尔公开地表示妒忌或不满。但是情绪的低落可以想见，英国人肯定不高兴地认为：“以我们几个世纪来在外交政策和世界重大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难道在领导艺术方面我们会真的不如这些美国人吗？”1954年，在我们的会晤和对话中，我已经觉察到英国官员们包括邱吉尔在内，似乎已经相当顺从，几乎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了。

虽然美国有许多有才干的外交人员，但是，在我出国访问期间，我发现英国的影响仍较大，他们的外交官通常要比我们的知识更广博、素质更好。我认为，美国今天的决策者们在作出重要的决定之前，首先应主动地征求欧洲同僚们的意见，而不只是事后磋商或通报情况，这样做必将得益非浅，我们必须记住，那些最有力量的人，不见得是最有经验、最聪明、最具敏锐的洞察力或是拥有最完善的本能的。

即使邱吉尔觉得美国在战后不久的对苏政策是出奇的天真，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