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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位领导人匆忙作出的结论，常常会被现实向历史这个高级法院提出的上诉所推翻。有的人在离开舞台之后，其形象逐渐缩小了，有的人却逐渐增大了。有一些人在去世时被封为圣徒，但他们的缺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变得越来越明显。智利的阿连德、埃及的纳赛尔和中国的毛泽东就是例证。伊朗国王则是在一片争论声中去世的。但我确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将属于那些形象会变得越来越高大的人中的一员。

正在实行现代化的君主们会面临着一个异常困难的平衡问题，因为他试图改变的习俗，也正是支撑着他的、使他有权统治的那些传统。为了取得成功，他必须体察人民的脉搏；他的改革必须是稳健的，而不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在实行改革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丧失东西最多的人真的起来反对他的话，那他就必须迅速地、充分地行使他的权力。一旦他选定了他将要遵循的道路，在向批评看作出让步时，就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如果让步过多，自己必将无路可走。

与广为流传的神话相反，伊朗国王的垮台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暴君，事实刚巧相反，他垮台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耐心。他可能是做得太多、太快了。原因之二是他在遏制那些威胁他的国家的稳定的人们时，还不够残酷无情。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对他的敌人及时地进行镇压，本应是伊朗国王为了把伊朗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最好措施。然而，黑暗终于把伊朗吞噬了。一如我们当初就不幸地看到的那样，伊朗国王的敌人，也就是伊朗人民的自由和进步的敌人。

费萨尔·伊本·阿卜杜尔·阿齐兹·阿尔·沙特是1964年到1975年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象伊朗国王一样，这位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也动手对一个充满旧的社会准则和习俗的国家进行改革。然而，费萨尔并没有掉进触犯强大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的陷阱。很明显，他本人是非常虔诚的，过着无可指滴的简朴生活。他实施伊斯兰法与他的前任一样的严格。与此同时，他对他的国家进行了改革，并使之现代化。费萨尔的一生表明，人类社会具有使现代世界的长处与对伊斯兰教真主的信仰和谐并存的可能性。费萨尔登基后不久，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须加入到现代世界的行列中去，而且在其中找到一个体面的位置。……就象革命可从阴谋家的地下室里发动一样，也可以从王室的宝座上发动起来。”与日本的吉田茂一样，费萨尔既鼓励西方有益的影响，又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它们破坏本国的传统——就费萨尔而言，即不能破坏伊斯兰教这立国之本。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纽约的瓦道尔夫·阿斯多利亚旅馆第一次见到费萨尔。那时他是他的兄长沙特国王下面的王储。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是一位老练的、超乎常人的外交官，在西方的环境中感到完全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讲地道的英语。

当时，沙特阿拉伯切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以便在它的南翼——也门——反对受到纳赛尔支持的叛乱者。费萨尔的举止虽然没有一点诌媚的味道，但还是低姿态的和友善的。

多年以后，我于1974年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了沙特阿拉伯。

那时费萨尔已是国王，国际舞台上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纳赛尔去世了，费萨尔的朋友萨达特统治着埃及，沙特阿拉伯及其中东盟国的石油可以当作经济手段对西方施加压力的情况也刚刚出现。他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条件与我打交道的。他在机场迎接我，尽管气温已超过一百度，他仍穿着多层的、黑白相间的传统长袍，由酋长组成的随从和阿拉伯游牧部族的卫队簇拥着。卫队们的长刺刀在骄阳下闪闪发光。他在吉达的那间简朴的私人办公室，与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套雅致的旅馆套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74年我们会谈时，费萨尔完全不讲英语。显然，他已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握有极大的权力，要充分行使他的权力来实现他的目标。这次会谈证明，他是一位老练的谈判者。他转达了他的一些中东和穆斯林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