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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主义、禁欲主义思想意识，统治和毒害了中国两千多年，肃清这些封建余毒确非易事。
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看来，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的一个艰巨任务。如所谓“安贫乐道”
、“何必曰利”
；自古以来的重农轻商，轻艺技为末流；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为价值尺度；“不患寡而患不均”
，要求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万事不求人，维护农业小生产的劳动生活和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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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以及建立在这基础上的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家长制，等级观，特权化，藐法治重人治，定于一尊的帝王思想，等等。这些“不仅是封建和农业小生产社会的产物，而且也确与孔子仁学原型有关，它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障碍。不清醒地看到这个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的严重缺陷和弱点，不注意它给广大人民（不止是某个阶级）在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所带来的深重印痕，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鲁迅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他尖锐地提出了和长期坚持了对所谓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批判和探究。他批判‘阿Ｑ精神’，揭露和斥责那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于贫困、因循、‘道德’、‘精神文明’之中。虽然这些并不能完全和直接归罪于孔子。但确乎与孔学结构有关。所以鲁迅总是经常把矛头指向孔老二。”
①。
不过，孔子把人还给社会，先人而后神，孔学和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同实用理性的仁学精神又是分不开的。如毛泽东说的，孔子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拥护。
突出人格的主动性，以身作则的实践性，勤奋学习、追求知识，以及意志锻炼、自我控制等，这种有历史责任感的道德自觉所构成的“仁”
，确实达到一种人格力量的最高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①李泽厚：《孔子再评价》，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３６—３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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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不从“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所有这些出自《论语》的体验“仁”
的精神的语言，孔子自己的以身作则实践并教导弟子自觉追求的东西，几千年来成为一种全民族的文化伦理道德标准。这种深入人心的无形力量，从而起着一种替代宗教又同宗教类似的作用。这恐怕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同西方、也同阿拉伯、印度等国不同，不会以教代政，而出现如宗教教派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中国自古以来，不论佛教、回教或基督教的传入，不仅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意识，产生统治力量，反而多少吸收儒家学说，而丝毫不影响儒家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感谢孔夫子在历史上起过的这种正面作用。
“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文天祥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都闪烁着灿烂光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感情、思想和态度，而它们又都可以溯源于仁学结构。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而这根脊梁与孔子代表的文化——心理结构不能说毫无关系。“
①
毛泽东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不仅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３８—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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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
；而且中华民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