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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林彪当接班人，并把一大批造反派头头选进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牢牢地控制党权。不久，林彪叛国摔死，又召开“十大”

，让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王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

这是我党历史上最阴暗的一页，《决议》应该对“九大”

、“十大”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结论。

（六）

《决议》要认真总结党的领袖搞个人独断专行的教训。

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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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９１

独断专行，这个问题国际国内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党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一定要总结教训。一是禁止搞个人迷信，不要过多地宣传个人；二是加强集体领导，健全民主集中制；三是不要兼职过多，要有个制约；四是废除终身制；五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各级领导人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经过批评教育，坚持不改者，要给予纪律制裁，直至罢免。

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再次要求中央编印一批历史文件和资料，作为讨论学习党的这段历史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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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A

在纪念毛泽东９０诞辰的文章中，我曾推荐过汪澍白主撰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那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毛泽东从天上接回人间：从近代中西文化的现实冲突中作具体的历史考察，以研究他早期哲学思想形成和转变的双重渊源。时隔四年，又读到作者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出版）。这部新作虽是单篇论著的合集，但涉及的领域更广，时间跨度更大，融历史叙述、具体考订、思想探索与理论概括于各篇之中，言多有中，新见迭出，其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即如书名，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时下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时人研究毛泽东思想，大多只溯源马列，不详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亦不深研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

而有些热衷于文化讨论者，又往往避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毛泽东思想的演变，以至彼此如参商之难以相接。

我一向认为，两者之间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不揣谫陋，为揭示此种

此文是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写的书评。

原载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８日A《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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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３９１

联系，开始作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环境的实践和创造。那么，究竟“中国化”

、“中国环境”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呢？

显然，中国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传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并非空白，但多限于从文史角度的语句索源之类，拙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也只是在这方面就他的早期思想有所论述。

像汪澍白这样将两者作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还属于开创性的工作。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

，论者多远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古今之争，近及当前的改革与开放，对“五四”至“文革”这一大段的复杂演变则很少论及。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这一大段正是作为西方文化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植根、发育、开花、结果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时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和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建党以后特别是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思想从萌芽、生长到成熟；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１９５７年以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前进中又发生曲折演变，终于导致晚年“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毛泽东本人思想演变会从不同的角度穷本探源，纵横比较，来进行评价。弄清楚它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不论是总结过去、对待当前或瞻望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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