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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的由来A

回顾１９５９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１９５９年４月上海会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

，克服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

，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这“三面红旗”了。

三面红旗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有其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为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十五年实现国家工业化和三大改造；至于要建设

此文为《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引论”

，文字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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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２庐山会议的由来

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则认为需要５０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

但是从１９５５年下半年批评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各项建设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应当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农业改造速度促进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速度，并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因此，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就过快过粗，十五年的计划三年完成了（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当时对此种快速进度尤其经济建设上的加快速度，党中央领导内部的意见是并不完全一致的。

１９５６年初，周恩来提出过，既不要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１９５７年的经济建设是健康发展的，国民收入有所增加，消灭了财政赤字。直到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都对克服急躁冒进做了工作。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注意到综合平衡，压缩了基建规模，控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但毛泽东认为１９５７年的增长速度低于１９５６年的增长速度，出现了马鞍形，反冒进反错了，是属于方针路线性的错误。他还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说这是吹了一股阴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吹掉了。于是，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三中全会开端，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经过１９５８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广州会议，为“大跃进”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南宁会议上，指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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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的由来１１２

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从此，“反冒进”的声音噤若寒蝉。

１９５８年５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周恩来、陈云等被迫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会上指责对“大跃进”

、高指标抱怀疑态度的人为“观潮派”

、“秋后算帐派”

，号召在全国“拔白旗，插红旗”。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工业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方面普遍提高了２０％到５０％。

钢从１２００万吨提高到３００万吨，煤从２亿吨提到４亿吨，粮食从５００亿斤提到７００亿斤。这样，全党从上到下，形成一种普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建设方面，左比右好，只准反右——反保守，不准反左——反冒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极平衡论”

，“树立积极平衡论”

，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

“以钢为纲”

，“三大元帅（钢煤粮）升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