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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４年之前，１９４９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现代性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１０％，而９０％为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则占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从这一总的情况出发，重申前言：“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从而谈到，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要恰如其分。

“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主义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

二中全会决定的革命胜利以后的总方针、总路线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明确说明，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发展，首先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开始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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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转变。

１９４９年新政协召开时，通过了一个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其中关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规定，都没有越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范围，仍是五种经济并存，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未提社会主义，当时有党外人士建议写入，周恩来还特别作了说明，要待人民群众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时才能提出。据当时报纸上的报导，刘少奇说，《共同纲领》的有效期至少要有５０年。

可是只过了５年，１９５４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共同纲领》就不再有效了。

还应当注意到，在二中全会报告的前部分，谈到“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这里，“资产阶级”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显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这个报告是３月５日作的，虽然最后还谈到谨防“糖衣炮弹”的问题，但整个报告给人的明确概念是：进城后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可是，据黄克诚回忆，全会刚开过不久，他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时，毛问他：“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黄认为这次当面考试是不及格的。

①

可见“阶级斗争”

这根弦，虽然在公开的文件中未加强调，在

①见《黄克诚回忆录》（上）

，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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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４２

实践上毛却从来没有丝毫放松过。

二。战略转轨——过渡时期总路线

新中国建立之初，关于如何发展社会化生产力，使生产关系的变革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大家都没有经验。

经过“三反”

、“五反”运动之后，私人工商业在全国工商业中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何况“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论人民民主专政》）

；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村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引导农民“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必须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另一方面，七届二中全会所据以制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对城乡资本主义政策的前提条件，并没有根本改变，事实上，国内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任务应当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