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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旨主持。

会议开始，司马光一如昔日，神情肃穆，话语从容。他首先宣布了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募役依旧差役”的诏令，接着申述贯彻“诏令”的具体措施：

“圣诏耀世，当去募役病民害国之灾，复差役便民利国之制。然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地各有不同，今来敕内，举措如下：

“其一，指挥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誉下诸州县，委逐县官看详。

“其二，若依令来指挥，别无妨碍，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

“其三，若有妨碍，致施行未得、即仰限敕到五日内，具利害擘画申本州；仰本州类聚诸县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到一个月内，具利害孽画申转运司；仰转运司类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到一季内，具利害擘画奏闻朝廷。候奏到，朝廷委执政官再加看详，各随宜修改，别作一路一州一县敕施行，务要所在役法，曲尽其宜。

“其四，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但执之当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力更改，勿以人言轻坏良法”

司马光一字一句地讲着。平心而论，这道“诏令”和司马光的四项举措，并非“强行抑迫”，较之去年十月司马光在延和殿的声讨诛伐温和得多，而且留有宽阔的议商余地。但因其突然提出，引起一些朝臣的逆感，也就使政事堂寂然无声。政见不同的人们都沉默着。

“这是比王安石更为阴森的突然袭击啊！”蔡确、韩缜、张璪、章惇心神惊悸：不叫的狗才是咬人的狗！蔡确、韩缜、张璪几个月来已权落势失，早已失去了抗争的勇气。特别是蔡确，在王珪病故之后，已被任为山陵使，几个月来已离开中枢，曾几次上送“辞呈”，现时，对什么“募役”、“差役”早就没有兴趣了，他原本对王安石的“新法”就没有什么感情，主政时，不过是奉其名号而已。可章惇却不肯在这道“诏令”面前屈服，他有着对“新法”的留恋，也有着对司马光的仇恨，他在惊悸中转动着心机，在司马光的言论中寻找纸漏，准备伺机反扑。

“这是一种可哀的征兆，司马君实难道也要甩开中枢议商，步介甫自专自毁的后尘吗？”苏轼、范纯仁心里犯疑了：圣诏已下，还计议什么？此风若长，朝廷只怕又要多事了。特别是苏轼，似乎从司马光今天异乎寻常的冷静中，感到了程颐以师道自居而又杀气腾腾的阴影。一个多月来，程颐影随司马君实而不离，实堪忧啊！昔日吕惠卿塑王安石，自己是爱莫能助。今日程项欲塑司马光，是断不能允许的！再说，天下之治，在于宽猛相资、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他抬头向吕公著、刘挚、朱光庭、王岩叟等人一瞥，个个都是仪表生威，胸背戒备，目视章惇、蔡确、张璪等人，若面对仇雠。他心里狐疑突起，纷乱无序。

司马光的话说完了，举措分明，清清爽爽，人们沉默着，似乎都没有什么话要说。章惇在司马光的言论中找不到纰漏，但他似乎不甘寂寞，不愿看到这政事堂一片宁静，不愿司马光过得舒心如意，便举手一拱，玩世不恭地打破了沉默：

“圣诏耀世，当执之‘坚如金石’，我无话可说。但司马公在四项举措中，准予‘具利害孽画奏闻朝廷’，章惇就有几句话要说了：今复以‘差役法’代替‘募役法’，中枢事先未议而突下诏令，是司马公一手操办的吧？此与王安石的‘独断专行’何异？司马公宣讲中通示：复‘差役法’，准予详议熟讲。但县官实施限时五日，其推行之速胜于王安石昔日之推行‘青苗法’，是不是也属于‘传呼抑配’之类？其弊只怕更甚于王安石昔日的‘躁进急行’。”

章惇恶劣的态度，恶毒的话语，没有惹怒司马光，却使吕公著发火了，他勃然站起，厉声反驳：

“司马光之论，大意已善，其间虽不无疏略，但章惇之言词尖刻，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一泄私忿，不顾朝廷大体，实为对抗圣诏之逆动。”

接着，御史中丞刘挚、左司谏王岩叟、左正言朱光庭相继站起，同声支持司马光所论，合力围剿章惇所言。有的斥章惇是“寻衅滋事，用心莫测”，有的斥章惇是“躁忿忌嫉，败群乱众”，有的斥章惇为“安石党朋，惠卿余孽，朝廷大害，贼心不死”

司马光击案，声色俱厉地制止了这些声色激愤的支持者：

“群起而噪，成何体统。”

人们都归于沉默了。

糊涂的苏轼见小而忘大，在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