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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苟且糜费之风，我岂不知，但褒扬介甫生平之功业，将与‘革故鼎新’之举相悻，势必引起朝廷混乱，为章惇之辈的反扑提供机缘，自毁其所图啊！子瞻教我，何以解忧？”

苏轼默然沉思着：权力之于人，枷锁耳！人一走上权力的高位，一坐上权力的魔椅，也就失去了人的自由，无论狂狷不羁的介甫，还是循规蹈矩的君实，莫能幸免。这就是权力的奥秘所在啊，它既可使执权者舒展雄心，又可使执权者良知煎熬。若其执权者良知混绝，随心所欲而毫无疚歉之累，那便是万恶不赦的暴君酷吏了。他不想再说什么，徒增添司马君实心中的悲哀，便拿出一份文稿交于司马光：

“今夜入更时分，皇上召轼入宫，示以介甫病逝江宁之哀。上甚怜介甫冷清归去，有追赠太傅之意，命轼草制敕文。轼亦知褒贬介甫与现时朝政情状之微妙，举笔惶惶，不敢自信，特请君实详审而示之。”

司马光急忙接过“文稿”，因目视近昏，移近蜡烛，艰难仔细阅览：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摩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臣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间，在于谅阔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膊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这篇敕文，基本上展现了王安石不寻常的一生，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心志、才智、学识、性格和在熙宁年间叱咤风云的历史地位。时值王安石正道声讨诛伐之际，此文能够出于苏轼笔下，亦属胆大包天、难能可贵。司马光览毕，感激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拱手向苏轼作谢：

“子瞻之笔，活现介甫之锐进、坦荡、赋性、道德和为人，亦显彰介甫学识文章瑰玮藻世之伟迹，定论公允，足慰介甫地下之灵，足达皇上宠信之恩，亦足以震煞朝廷落井下石者浮薄之风。光心怀疚歉而衷心称善，亦解光心头之郁忧了。”

苏轼心方宽释，谈及心中之所虑：

“介甫之政见和‘变法’之失误为害，软辍笔再三，思之再三，避而未谈，非偏护介甫之罪咎，乃思维浅薄，笔力弱钝，怕不得要领，失之大谬耳。望君实示而启之。”

司马光默默点头，思之片刻，诚挚中肯地说：

“介甫所持政见，与你我虽大趋一致，由于操术之别，终致千里之歧。然‘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毕竟是两回事，‘施政’失误，不一定是‘政见’全错；‘施政’关乎国计民生，时不我待，‘政见’当容辩识，不宜匆忙断论。‘革故鼎新’之举，我断然罢废‘新法’，而对介甫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不作禁绝，盖出于此虑。关于介甫所持‘政见’之评说，留给后人去作吧！你不是有过两句诗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我都是‘此山中’人啊！这篇‘敕文’中有此‘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批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几句就可以了。唉！介甫之最大失误，也许就在于把‘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混为一谈了。我们现时呢？也许正在重复着介甫这个失误啊。”

苏轼看到司马光哀痛至深而癯瘁之状有加，怕话多时久，影响老友歇息，便拱手告别：

“君实所语，苏轼受教矣！公当以诸葛孔明食少事烦为戒，千万别再排老命了。”

司马光苦笑点头：

“死生，命也。我虽两脚疾废，目视近昏，还有一颗心啊！介甫走了，感谢你为介甫一生写了一篇好‘敕文’。来，我俩喝了这杯酒，为介甫的英灵送行！”

苏轼不禁目湿鼻酸：君实今夜的心境神情，何似一年半前在江宁半山园深夜话别的介甫啊！

“人何以堪”，苏轼与司马光噙泪举起酒杯

篇二十

汴京·司马光府邸·政事堂

司马光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前的一闪·斯人在茫然的希冀中匆匆离去·天薄大宋啊

司马光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