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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信，也是最后的信。我今天才体会到这封信带给他多大的失望。但已经太迟了。

方之同志的身世我知道很少。全国解放那年他才十九岁。他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短篇小说，也不过二十六岁，我也正是在这样的年纪开始写短篇。他的作品说明他很有才华。他的青春刚刚开放出美丽的花朵，就受到“反右扩大化”狂风的无情摧残。他的早死也是那二十年不幸遭遇的后果。受到这种残酷打击的并不只是方之同志一个，而是一代的青年。关于这一代人的故事我听到不少。可是像千万根针那样刺痛我的心的仍然是方之同志的事情。听说“四人帮”给粉碎以后，方之回到南京，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很坏了，他订了个五年的计划，他说：“我准备再做五年苦工。”他想好了十多篇作品，准备一一写出。后来他病情严重，住进了医院，他向爱人央求：“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个月，我就马上出院，把最要紧的事情做完”

这样的话是那些不爱惜自己的时间、也不珍惜别人的时间的人所不理解的。比起方之来，我幸福多了，我还有五年的写作时间。方之死了，可是他的心灵之火将永远燃烧，他的爱憎还激动着人心。他的作品没有能写出来，太可惜了！但是勤奋地写作的人今天是不会少的。我也要奋笔写下去。当然我写不出他那样的作品，不过把笔当做火、当做剑，歌颂真的、美的、善的，打击假的、丑的、恶的，希望用作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所贡献——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抱负，这样的愿望我也是有的。我为什么不能够实现它们呢？

十二月四日

怀念老舍同志（1）

我在悼念中岛健藏先生的文章里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虹桥机场送别的事。那天上午离沪返国的，除了中岛夫妇外，还有井上靖先生和其他几位日本朋友。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中岛、井上两位赠送的书，回到家里，十一点半上床，睡不着，翻了翻井上先生的集子《桃李记》，里面有一篇《壶》，讲到中日两位作家（老舍和广津和郎）的事情，我躺在床上读了一遍，眼前老是出现那两位熟人的面影，都是那么善良的人，尤其是老舍，他那极不公道的遭遇，他那极其悲惨的结局，我一个晚上都梦见他，他不停地说：“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总之，我睡得不好。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宾馆陪中岛先生和夫人去机场。在机场贵宾室里我拉着一位年轻译员找井上先生谈了几句，我告诉他读了他的《壶》。文章里转述了老舍先生讲过的“壶”的故事，①　我说这样的故事我也听人讲过，只是我听到的故事结尾不同。别人对我讲的“壶”是福建人沏茶用的小茶壶。乞丐并没有摔破它，他和富翁共同占有这只壶，每天一起用它沏茶，一直到死。我说，老舍富于幽默感，所以他讲了另外一种结尾。我不知道老舍是怎样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抱着壶跳楼。他也不会把壶摔碎，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间。

那天我们在贵宾室停留的时间很短，年轻的中国译员没有读过《壶》，不了解井上先生文章里讲些什么，无法传达我的心意。井上先生这样地回答我：“我是说老舍先生抱着壶跳楼的。”意思可能是老舍无意摔破壶。可是原文的最后一句明明是“壶碎人亡”，壶还是给摔破了。

有人来通知客人上飞机，我们的交谈无法继续下去，但井上先生的激动表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诉同行的佐藤女士：“巴金先生读过《壶》了。”我当时并不理解为什么井上先生如此郑重地对佐藤女士讲话，把我读他的文章看做一件大事。然而后来我明白了，我读了水上勉先生的散文《蟋蟀罐》（一九六七年）和开高健先生的得奖小说《玉碎》（一九七九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同志的悲剧的死亡，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在国内看到怀念老舍的文章还是近两年的事。井上先生的散文写于一九七○年十二月，那个时候老舍同志的亡灵还作为反动权威受到批斗。为老舍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我最初听到老舍同志的噩耗是在一九六六年年底，那是造反派为了威胁我们讲出来的，当时他们含糊其辞，也只能算做“小道消息”吧。以后还听见两三次，都是通过“小道”传来的，内容互相冲突，传话人自己讲不清楚，而且也不敢负责。只有在虹桥机场送别的前一两天，在衡山宾馆里，从中岛健藏先生的口中，我才第一次正式听见老舍同志的死讯，他说是中日友协的一位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