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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先贤祠前广场上停满了轿车，我还可以到卢骚（梭）像前表示敬意。在协合广场上方尖碑前我仿佛看见了两百年前断头机上带血的大刀。在短短的一两小时内我回顾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两百年间的道路。我对进步人类的前途仍然充满信心。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个人的想法。这次在巴黎小住比较清闲，有时间观察，也有时间思考，还有时间同朋友们闲谈。我的确认真地想过了一番。在国内我常常听人说，我自己也这样想过：西方国家里物质丰富，精神空虚。三次访法，我都没有接触上层社会的机会，因此我并不特别感觉到“物质丰富”。同文化界人士往来较多，了解较深，用我的心跟他们的心相比，我也不觉得他们比我“精神空虚”，有一位华裔女汉学家一天忙到晚，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她需要学习、需要工作，闲着反而不舒服。可是看她那样生活，我倒感到太紧张，受不了。从国外回来我常常想到我们一句俗话：“在家千日好。”在我们这里“个人奋斗”经常受到批判，吃大锅饭混日子倒很容易，我也习惯了“混”的生活，我不愿意，也不可能从早到晚地拼命干下去了。然而我能说那样拼命干下去的人就是“精神空虚”吗？

我在上海家中晚间常看电视节目消遣。在国外偶尔也看电视。初看西方节目，觉得节奏太快，不习惯。看多了，习惯了，回到国内又嫌我们的节目节奏太慢。我知道过一个时候我又会习惯于慢的节奏。但是我忘记不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返回巴黎。这是星期天的傍晚，出去休假的人纷纷赶回城来，轿车一辆接一辆排成一根长线。我们的车子挤在中间随大流飞奔。速度太快，我有点紧张，我想要是我们的车子忽然出毛病开不动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坐在我身边的朋友仿佛猜到了我的思想，就带笑地谈起来。他说：“有一回我开车回城里，车子比现在更多。我已经十分疲劳，但是欲罢不能。我像一个机器人在滚滚车流中向前飞奔。有一股巨大力量推动我，我停不下来。我要是停下，那么几十辆，几百辆车子都撞上来，怎么得了！我只好振作起来开车回家，好像害了一场病一样，第二天睡了一天。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大家都像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你得往前奔，不能停啊。别人不让你停啊！”

这位朋友还讲了一些话，我不在这里引用了。关于他的事我本来可以多讲几句，不过我看也用不着了。“物质丰富”，那是上层社会的事，与他无缘。“精神空虚”呢，“精神空虚”的人是没有精力和勇气往前飞奔的！

最后我接受了瑞士苏黎世市长先生的盛情邀请，九月三十日早晨告别了巴黎，在风景如画的苏黎世湖畔度过了难忘的一周的假期。

五月三十一日

知识分子（1）

去年年底我为《寒夜》——挪威文译本写了如下的序言：

我知道我的小说《寒夜》已经被译成挪威文，友人叶君健问我是否愿意为这个新译本写序，我当然愿意。

《寒夜》脱稿于一九四六年的最后一天。一九六○年冬天在成都校阅自己的《文集》时，我又把全书修改了一遍。一个多月前我新编自己的《选集》（十卷本），又一次读了全文，我仍然像三十五年前那样激动。我不能不想到自己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我仿佛又回到一九四五年的重庆了。

我当时就住在主人公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民国路上一座破破烂烂的炸后修复的“大楼”。我四周的建筑物、街道、人同市声就和小说中的一样。那些年我经常兼做校对的工作，不过我靠稿费生活，比汪文宣的情况好一些。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写汪文宣的时候也放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最近三四年来我几次对人说，要是我没有走上文学道路（我由于偶然的机会成了作家），我很可能得到汪文宣那样的结局。我的一个哥哥和几个朋友都死于肺结核病，我不少的熟人都过着相当悲惨的生活。在战时的重庆和其他所谓“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是十分艰苦的。小说里的描写并没有一点夸张。我要写真实，而且也只能写真实。我心中充满悲愤。我不想为自己增添荣誉，我要为受难人鸣冤叫屈。我说，我要控诉。的确，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提出了控诉（　J’accuse）。我不是在鞭挞这个忠厚老实、逆来顺受的读书人，我是在控诉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个“斯文扫地”的社会。写完了《寒夜》，我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把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地否定了。

关于《寒夜》，过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