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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勒布朗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后，拿着老人的介绍信，去匈牙利拜访杜先·玛科维次基医生。杜先大夫比勒布朗大二十岁，可是他们一见面就熟起来，成了好朋友。勒布朗在书中写道：

杜先一直到他移居托尔斯泰家中为止，多少年来从不间断地从匈牙利寄给我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售的《自由言论》出版物，包封得很严密，好像是信件，又像是照片。靠了他的帮助，靠了玛利雅·席米特的帮助，可恶的沙皇书报审查制度终于给打败了。

我不再翻译下去。我想引用一段《托尔斯泰评传》作者、苏联贝奇科夫的话：“全书一百二十九章中最后未经删节歪曲而发表出来的总共不过二十五章。描写监狱教堂祈祷仪式和聂赫留朵夫探访托波罗夫情形的三章被整个删去。在其他章里删去了在思想方面至关重要的各节。小说整个第三部特别遭殃。第五章里删去了一切讲到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的态度的地方。第十八章里删去了克里尔左夫讲述政府对革命者的迫害情形的话。直到一九三三年在《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第三十二卷）中，才第一次完整地发表了《复活》的全文。”（吴钧燮译）

以上的引文、回忆和叙述只想说明一件事情：像托尔斯泰那样大作家的作品，像《复活》那样的不朽名著，都曾经被审查官删削得不像样子。这在当时是寻常的事情，《复活》还受到各国审查制度的“围剿”。但是任何一位审查官也没有能够改变作品的本来面目。《复活》还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今天在苏联，在全世界发行的《复活》，都是未经删削的完全本。

关于《复活》（2）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病中（五）（1）

第二次入院治疗已经三个月。当初住进医院，以为不到一个月便可回家。前几天我女儿在院内遇见上次给我看过病的一位医生，他听说我又因“帕金森氏症”住院，便说了一句：“有得他住的。”看来我要在这里长住下去了。我并不悲观，“既来之则安之”。我已经在病房里住惯了。

这两个多月我并不是白白度过的。我不会忘记：进院的那天我上了床还不能靠自己翻身；在廊上散步还要撑着木拐；坐在病房里小沙发上要站起来还感到困难；吃饭夹菜使用筷子时手还在发抖。更不用说穿衣服、脱衣服、扣纽扣、解纽扣了。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的病情一天天地在好转。有时快一些，有时慢一些。但总是在变化。最近忽然发现我可以用剪刀剪指甲，可以弯腰拾起落在地板上的东西，可以穿上又厚又重的大衣等等高兴了一阵子，因为我在生活自理方面有了一点进步。我写信给一位北京友人说：“情况还好，可以说是一天天地好起来（当然是慢慢地好）。”这倒是老实话。今天回头看昨天、前天，似乎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但是跟入院前比较起来就大不相同了。

这次入院还是住以前的那所医院，不过不在同一座楼。我的病房在大楼的最高一层，只有十几个房间。这一层楼与下面各层隔断，由两架小电梯上下，来往的人较少。这里病人不多，长住的病人更少，我已经是最老的病人了。引起我较深感慨的是晚上在会议室看电视的时候，坐在旁边的人经常变换，刚刚同我相处熟了的病人又出院了。对着电视机我常常感到寂寞。

我最初看电视只看新闻节目，因为坐久了左腿就感到痠痛，接着腰、背都不舒服，必须站起来动一动，走一走。后来情况有了好转，可以坐得久些，就支持着多看一两个小时，看看各地的电视剧。我颇喜欢电视剧，对于像我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看电视剧就是接近各种生活的机会。电视剧里有生活，当然也有编造；有的生活多一些，有的少一些。那些表现旧时代、旧社会的东西就差得多，好像编导和演员并不太熟悉过去的人和事。孩子们笑我什么电视剧都能看下去，都要看到底。其实也不尽然，有些电视剧一开头就让人知道故事的发展，知道它的结局，我也用不着往下看了。也有一些电视剧，有生活，有人物，人物的命运带着观众往前跑，搓揉着观众的心。但大多数的电视剧都有一个特点：节奏很慢。为了等待结尾我不得不在椅子上接连移动，我常常在心里哀求：“快一点吧，时间太宝贵了！”我不耐烦地看到剧的最后，吐了一口气，疲乏地站起来，拄着手杖摇摇晃晃地走回病房，有时还后悔不该耗费了这一个多小时。不过下一次节目中有电视剧时，我只要能支持下去，我还是看到结尾。但我究竟是病人。有时节目排在九十点钟以后，又拖得很长，我就支持不下去了。回到病房后，我又想老年人为了保护眼睛，少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