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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示众的也首先是自己。这里用了“首先”二字也有原因，自己解决之后才有可能想到别人，对自己要求应当比对别人更严格。但是我自己要过关就十分困难。前不久我写过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有人说我替托尔斯泰“辩护”。伟大的作家并不需要我这样的“辩护”。我只是从那些泼向老人的污泥浊水，看出《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后半生所走的那么艰难的道路。他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要讲真话，照自己说的做，却引起那么多的纠纷，招来那么大的痛苦，最后不得不离家出走，病死在路上，他始终没有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他交出了生命，再也不怕谁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他了。写完“再认识”的文章，我才明白：讲真话需要多么高昂的代价，要有献身的精神，要有放弃一切的决心。这精神，这决心，试问我自己有没有？我讲不了真话，就不如索性闭口！

二

听别人讲真话也是好事。

好些年来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沉默地观察人。我听人讲话，常常看他的动作，揣摩他的心思，回忆他以前讲过的话，再把它们同他现在讲的连起来，我便得出了结论：假话多于真话。老实说，从人们的嘴里，从电台的播音，从报刊的报道，从到处的广告，还有，还有我一直在怀疑究竟有多少真话！不知是不是我的脑子有毛病，根据我的经验，越是好听的话，越是漂亮的话，越不可信，所以话讲得越漂亮，就越是需要有事实来作证，即使只是一些普通的事情。

于是我又回到了自己身上，观察了别人以后应当解剖自己。我这一生讲过太多的话，有些连自己也早已忘记，但可能别人还记在心上，图书馆里也还留存着印在书刊上面的字句。它们是真是假，固然别人可以判断，但自己总不能不做个交代吧。我经常想起它们，仿佛在查一笔一笔的旧账。这不是愉快的事。午夜梦回我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往往为一件事情或几句假话弄得汗流浃背。我看所谓良心的责备的确是最痛苦的，即使别人忘记了你，不算旧账，你躲在一边隐姓埋名，隔岸观火，也无法得到安宁。首先你得不到自己的宽恕。

人不能用假话欺骗自己。即使脸皮再厚的人，假话说多了也要红脸。在十年“文革”期间我确实见过一些人大言不惭地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后来他们又把那些话赖得干干净净，在人前也不脸红。但甚至这种人，他们背着人的时候，在没有灯光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想起过去的事，知道自己说了谎骗了人，他们是不是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是不是也会红脸？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却始终想不出什么道理来。近二三十年中发生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那许多办案的人难道对蒙冤者就毫无歉意，一点也不感到良心的谴责？据说还有不少人斤斤计较地坚持要给受害人身上留一点尾巴。“怎么可能呢？”我常常向熟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朋友们笑笑或者叹口气说：“这种事情太多了。”的确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不但说了假话，而且企图使所有那些假话都变成真理。我自己就花费过许多宝贵的时间去学习那些由假变真的东西。而且我当时总相信我是在拥抱真理。我还以为火在心里燃烧。一觉醒来才发现是许多毒蛇在噬自己的心。一阵烟，一阵雾，真理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我自己倒变做了一个贩卖假药的人。卖过些什么假药，又卖了给什么人，我一笔一笔地记在账本上，又好像一刀一划地刻在自己心上，刀痕时时在作痛，即使痛得不厉害，有时也会妨碍我平稳地睡眠。一连几年我到处求医，想治好这个心病，才写了那么几篇关于真话的文章，我也不过干嚷了几声。

卖真货（2）

三

几年过去了，我的确只是干嚷了几声。

可是我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

仍然是报刊的报道，电台的播音，它们告诉人们：

这里在制造假酒，那里在推销假药；这个商店发卖致病的点心，那个企业制造冒牌的劣货可怕的不再是讲好听的话骗人，而是卖有毒的食品骗钱。不小心，我们每个人都会中毒受害。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应当要求：卖真货。

单单讲真话已经不够了，太不够了。

一九八五年八月

再说知识分子

一

近年来到处都在议论“知识分子”，好像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似的。不少人替知识分子讲好话，也有人对他们仍然不满。但总的说来，过去所谓的“臭老九”似乎一下子又吃香了。总之，一片“尊重知识”声。不过向来瞧不起知识分子的人多数还是坚持己见，“翘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