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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害怕“造反派”的“勒令”，这“勒令”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封建的手段（“四人帮”贩卖的全是封建的土产）。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眼睛应该睁大了，应该是真正“雪亮”的了。即使过去的许多“看牛人”现在还在各处活动，好像在等待什么，但只要我们不再走进“牛棚”，任何人的“金口玉言”，都不会有变人为兽的魔法。没有牛，再多的“看牛人”也起不了作用！

问题在于我们要严肃地对待自己，我们要尊重自己。能做到这样，就用不着害怕什么了。我那位决心“不再进牛棚”的朋友可能很有道理，我对他有了更多的好感。

下一次他来探病，我继续同他交谈。

他坐下来就问：“你现在还怕给人揪去割尾巴吗？”不等我回答，他又接下去说：

“是不是有尾巴，你瞧，明明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大家却这样给摆弄了这么些年。多大的浪费！前不久我还在一份文学刊物上读到一篇小说《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五个可爱的姑娘吊死在一根绳子上，她们还以为自己看见了天堂。想着这些纯洁的少女，我很难过，她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各种各样的人都成了这场‘文字游戏’的受害者。以反对知识开始的这场‘大革命’证明了一件事情：消灭知识不过是让大家靠一根绳子走进天堂。办得到吗？——”

我不等到他讲完，便插嘴问：“那么衙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吗？你上次这样说过。”

他明白地回答：“我今天还是这样看。你应该记得那年我们在奉贤五·七干校，一起靠边的老王几次请假回家处理儿子的事情。他们夫妇在两个干校学习、劳动，不得不把九岁的小孩留在家里，邻居也无法照顾，孩子开始落到小流氓手中，听流氓的话干起坏事来。老王夫妇最后只好把儿子送到宁波阿姨家中，请她代管。这一类的事当时的确不少。不让父母管孩子，又没有老师来管他们，他们怎么能躲开流氓呢？没有办法的人就只好丢下儿女让流氓去摆弄了。那些衙内在父母被当做‘走资派’或者‘叛徒’隔离审查、挨批斗的时候，也曾落进流氓手中受过‘教育’，用各种方法给培养成一批现代的衙内。在今天的电视剧、故事片里面，你也会看到类似这样的镜头。你记不记得他们当初鼓动年轻学生抄家、打人、强占房屋、设司令部，你家里楼下住房不是也给占去了吗？六六年有个时期刚刚传说不让学生到处破四旧，张春桥马上发表谈话要学生继续上街，晚上许多人家又遭了殃。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不记得，”我说，“那天晚上几个中学生翻墙进来，带头的一个不过十四五岁，是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就是他用铜头皮带打伤了萧珊的眼睛。他们闹了几个小时，最后把我和萧珊，还有我两个妹妹，还有我二十一岁的女儿全关在厕所里面。他们随意搬走了一些东西。厕所的门并未上锁，可是他们走后半个多小时，我们还不敢开门出去。第二天早晨萧珊向机关报告了，没有用。学生照样地来，乱翻乱拿。不过衣橱、书架都由机关贴上了封条，还没有人动过。大约过了一年多，机关要我们全家搬到楼下去，把楼上的房间封起来。接着大学生又‘进驻’了我们机关。他们最初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些‘牛’都被叫去审问，大家跪在大厅里，还有人给打掉了牙齿。这机关就是当时的作协分会，作家们在这里被当做‘牛’受尽折磨，真是莫大的讽刺！这大概是六八年一月下旬的事情，那天审问结束，一个造反派头头把我们叫到草地上去训话。我们受了侮辱以后，又挨骂，却没有人敢哼一声。我和一位同‘棚’的朋友走出机关，同路回家，我对他说了一句：‘你要保重啊。’他痛苦地回答我：‘你说，我怎么保重！？’这天他生病在家，开会时特地把他找了来，他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开会。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是周文王治下的樵子武吉了。我也不完全相信‘画地为牢’式的‘勒令’了，可是我仍然害怕它，我不得不听话。我也明白自己已经完全解除了武装，现在只好任人摆布了。我有满脑子的‘想不通！’我想起了我惟一的法宝：通过受苦净化心灵，但一味忍受下去，真的能净化心灵吗？无论如何，我们要活下去　——”

纪念（2）

朋友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你是不是想说‘坚持就是胜利？’我们大家都这样说过，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见到了今天。可是那些孩子，那些年轻人，他们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升上来又给打下去。我想起一件事，六七年我的儿子到安徽插队落户，我去车站送他，车上挤满了年轻人，火车开动的时候，孩子们一片哭声。为什么不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