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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讲坛上发言，我很激动，我想到全世界读者对我们的期望。这次大会选定了它的总议题：核时代的文学和作家的关系，要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出席东京盛会，跟同来的中国作家一起和全世界的同事，特别是日本的同事议论我们的文学事业，我不能不想到三十九年前在这个国土上发生过的悲剧。多次访问的见闻，引起我严肃的思考。我们举行一年一次的大会，“以文会友”，盛会加强我们的团结，增进我们的友谊。但友谊不是我们的惟一目的。作家的最大目标是人类的繁荣，是读者的幸福。世界各地的作家在东京聚会，生活在日本人民中间，就不能不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曾经访问过有名的广岛和长崎，它们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城市。在那里今天还可以遇到原子病患者和幸存者，还能看见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还听得到关于蘑菇云、火海、黑雨的种种叙述。据说，单是在广岛，原子弹受难者的死亡人数最终将达到五十几万。我在那两个城市中听到了不少令人伤心断肠的故事，在这里我只讲一个小女孩的事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十年后，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发了病，她相信传说，以为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够恢复健康。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地折下去，她不仅折了一千只，还多折了三百只，但是她死了。人们为她在和平公园里建立了“千羽鹤纪念碑”，碑下挂着全国儿童送来的无数只纸鹤。我曾经取了一只用蓝色硬纸折成的鹤带回上海。我没有见过她，可是这个想活下去的小姑娘的形象，经常在我眼前出现，好像她在要求我保护她，不让死亡把她带走。倘使可能，我真愿意用我的生命换回她的幸福！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是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东京大会选了“核时代的文学”这个总议题，选得很及时，它反映了当前时代的特点和人民的愿望。“我们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问得好！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答案，并不是一问一答就能解决问题，我已经追求了一生。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通过创作实践，追求真理，认识生活。为什么写作？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也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他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道路，但也有一个共同的情况。我们写作，只是因为我们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我还记得，一九六一年我在东京访问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我们交谈了彼此的一些情况，他告诉我他原是一位外交官，患病求医，医生说他活着的日子不多。他不愿空手离开人世，还想做一件对人有益的事情，他决定把一生见到的美好的事物留给后人，便拿起笔写了小说。没有想到医生诊断错误，他作为作家一直活到今天。他一番恳切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也有我个人的经历。最初拿起笔写小说，我只是一个刚到巴黎的中国学生，我想念祖国，想念亲友，为了让心上的火喷出来，我求助于纸笔。我住在一家小旅馆五层楼上充满煤气味的房间里，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急急地动着笔。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痛苦和同情、希望和绝望一齐来到我的笔端。写完了小说，心里的火渐渐熄灭，我得到了短时期的安宁。小说发表后得到读者的承认，从此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除了“文革”的十年外，我始终不曾放下这枝笔。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我从未中断同读者的联系，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我的鞭策。我常说，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能够做一根拐杖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我就十分满意了。我还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少女的故事。列宁格勒被纳粹长期包围，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没有电，没有蜡烛，她在黑暗中回忆自己读过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文学作品的确经常给读者以力量和支持。

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