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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最高权力以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从而可以剥夺臣民对于最高权力这种不幸的自由处分的权利。宗教即便有它的弊端，只要对人们作这样一件有益的事情，便足以使人们热爱它而且皈依它，因为它节省下来的人类的血，多于因宗教狂热病而流出的血②。但是我们还是循着我们假定的线索

①卢梭在这里显示出他的犹豫。他不敢宣称人民有反抗压迫的权利；在这一点上，他和百科全书派的意见相同。但是在后文中（参看本书第１４６页）卢梭则认为反抗暴君的起义行为是正当的。这里和后面所说的似乎是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但是从什么时候起“掌握一切权力”的官员们离开法的领域，而进入后面所描述的新的那种自然状态之中呢？

卢梭在这里没有明确的表示。

在日内瓦手稿本里，卢梭说道：“当人民不得不服从时，他们服从了，他们作得对；一旦人民能够摆脱身上的枷锁时，他们摆脱了它，他们作得更对。”由此可以看出卢梭理论的进步。

②这段文字只是出于作者的谨慎吗？

在这里，卢梭继普芬道夫之后承认神权的理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并非把神权论当作主权的基础，而只把它当作统治的工具。这一点并不象我们骤然一看那样使人惊讶。卢梭已经看到他在上面暂时采纳的契约论中所含有的矛盾。

这种契约论竟把主权分割开来，这是很危险的。他那辩证的天才不能容许这种矛盾的存在。但卢梭既不能由从属关系的契约出发，达到民主的理论，他只好逃到另一极端——神权论中去。

以后，由于他所依据的前提有了改变，从上述契约论所得出的结论在他著作中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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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７６１

继续探讨下去。

政府的各种不同的形式，是由政府成立时存在于个人之间或大或小的差异而产生的。

如果有一个人在能力、道德、财富或声望上都是卓越的，而他独自被选为长官，那么，这个国家便成为君主政体的国家。

如果有一些彼此不相上下的人，他们都高出别人一等，而一齐被选，那么，这个国家便成为贵族政体的国家。

如果人们的财产或才能并不是那么不平均，而他们距离自然状态又并不很远，那么，他们便共同保持着最高的行政而组成民主政体的国家。时间已经证明了各种政体中哪一种政体是最有利于人类的。某一些人始终仅只服从于法律；而另一些人不久便听命于主人。公民们希望保持他们的自由；而臣民们由于不能容忍别人享受他们自己已经享受不到的幸福，所以他们只想剥夺他们邻人的自由①。总之，一方面是财富和征服，另一方面则是幸福和美德。

在上述各种不同的政体中，一切官员最初都是由选举产生的。

当一个人的财产条件不比别人优越时，人们所以选举他，是根据他的功绩，因为功绩给人以自然的威望；同时也根据他的年龄，因为年长的人处理事务富有经验，议决事情头脑冷静。希伯来人的“长者”

，斯巴达的“元老”

，罗马的“元

①这一观念，内容非常丰富：一个容许人压迫人的民族，总想到别处去破坏他人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也采取了这种观点，但把它更确切地表达出来：“压迫他族人民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

（参看“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版，第８９８页）

很奇怪，整个这一段文字的语气和上面一段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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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老院“

，甚至我们所谓领主①一词的字源上的意义，都指明在从前年老是如何受人尊敬。

越是老年人当选，选举就越频繁，也就越使人觉得麻烦。于是阴谋发生了、派系形成了、党派的冲突尖锐化了、内战的火焰燃起了；公民的生命终于为所谓国家的幸福而牺牲。人们于是又处于从前那种无政府状态的前夕。有野心的权贵们，往往利用这种情况，把职位永远把持在自己家族之手。人民已经习惯于依附、安宁、和生活的安乐，再也不能摆脱身上的枷锁；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宁，他们甘愿让人加重对自己的奴役。这样，已经成为世袭的首领们，就逐渐习惯于把官爵看作自己的家产，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所有主，而起初他们只不过是国家的官史。这样，他们也就习惯于把他们的同胞叫作奴隶，把这些奴隶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