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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麦子从对面走来，与营长擦身而过，营长仍骑在马上，，昂着头往前走。朱德正好路过，看到这一幕，粗理的眉毛拧到一起，摇摇头，然后快步上前拦住马头。他略带怒气地问那个营长：“你担任什么职务？”营长不认识面前这个拦路人，上下打量他，灰军装已洗得发了白，戴的单帽子也是用棉帽改制的，以为是个老战士，就不在意地说：“我是营长。”朱德又问：“你现在任务紧不紧？”营长望着这个表情沉重、十分严肃的老同志，仿佛感觉到什么，连忙跳下马来说：

“不十分紧。”朱德听后，用手指着老大娘说：“那么，你让队伍前头走，你拉你骑的马到村里头套个车，替老大娘把麦捆拉回家去！”营长明白自己错了，红着脸帮老大娘把麦子都拉回了家。事后他才知道那位拦马批评自己的老同志是朱总司令。

过了两天，朱德派人把这位营长叫去，营长心里一阵紧张，进屋后鼻尖都泌出了汗珠。朱德请他坐下，严肃而又亲切地说：“革命军人的优良品质，首先就是群众观点。看见老大娘吃力地背着麦捆，你骑在马上，不想办法帮助她，这是不对的，要好好记着，只要有一点空儿，有一份力量，就要尽量帮助群众。你是干部，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作风，事事处处要为战士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决不能损害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营长听后连连点头，惭愧地保证：“总司令，我今后一定注意！”

故事五：朱德所到之处，总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次，他到成都，在招待所下车后，服务员请他休息，他却说：“不忙，我先到园艺组去报个到！”来到园艺组，他同工人一一握手问好，就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在这里常常系着围腰跟工人一起劳动，让人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委员长。

在老家马鞍公社，他见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怀里，见到老人就让坐在自己身边。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里就人声鼎沸，笑语喧哗，谁主谁客，难分难辨，好个热闹景象。

这一类故事在朱德有一生中多得不胜枚举。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关于朱德，她曾在《红色中国内幕》中写道：

五月份一到延安，朱德就来看过我。在一幅流传很广的图画上，朱德是一位挥舞大刀、身先士卒的勇猛斗士。但就我所见，他本人与这幅图画上的形象完全相反。

朱德是一个慈祥、和蔼、说话沉着、言行恭谦的人。他不会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因为他将自己的人格完全融入了自己的工作之中。

一瞥之中，朱德身材适中，健壮结实。在我的印象中，朱德是全中国少有的心地善良的人物，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位少见的军人——战争在他看来并非一种建功立业而是一种结束苦难的手段。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宽容大量、感情丰富的人。作为一位头发灰白、年过半百的老战士，他在真刀真枪的战火中度过了半世生涯。无尽头的中国内战中的悲惨故事都刻写在他那满脸的深深皱纹之中了。平时他的嘴唇老是显出一种忧郁而严肃的神情。朱德没有什么军人气概。朱德的动作温和、缓慢、从容不迫，全无一点粗暴之处。看上去，他就象一位入定的菩萨一样平和恬静。

与其说朱德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司令官，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民众的领袖。他的性格与习惯都是十分民主的。我曾向他的夫人康克清问过他的特点。康女士略一思考，便这样对我说：

“我觉得，他的基本特点是天生的温和可亲。其次，他对一切事情都很负责，无论这事伟大还是渺小。第三，他喜欢和普通战士一起生活，他常常和他们促膝谈心。战士们衷心爱戴他，因为他过着普通战士的简朴生活，必要时也和战士做一样的工作。他的绰号是‘伙夫头’，他看上去就象一个普通士兵。有时清闲下来，他就去帮助农民种地。他还常常从河谷挑粮上山。他非常强壮健康。他喜欢玩篮球，喜欢看体育比赛。他什么东西都能吃，从不需要特殊食品，只要辣椒管够就行——因为他是四川人。他每晚都是十一、二点才上床，可清早五、六点钟就起来了。”

朱德就是这样一个人，长征时期，他是“红军的父亲”，和平时期，他是人民群众的“父母官”，在他的身上，晃动着一个劳累过度而又经验丰富的老农民的影子，置身于千千万万农民群众之间，他真正能够和他们打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象农民一样喜欢看喜剧，每当喜剧上演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