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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下，叶帅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法进行抵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多种形式的斗争。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为巩固军权，稳定军队，继续坚持斗争，表现出了他超人的革命胆略。

事实证明，正是这些被诬为“二月逆流”的老一辈革命家代表了历史的主流。1971年“9·13”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集团失败后，11月14日，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此后邓小平也指出：“‘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二月正流’”。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4．3　主席尚在，不宜行动

叶剑英坚贞刚毅、冷静机智，其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的气度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社会上至今还在流传着他当年与王震摆手势打哑谜的故事。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纪元第十年，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最后阶级、最后一年。

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丙辰年。按十二生肖辰属龙，故曰龙年。

在中国“龙”的传人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龙”的神话，作为一种神气通灵动物，当它高兴时，便会造福人类；而当它震怒时，便会降祸人间。

龙年并不一定都是凶年，但1976年是个“凶年”。人们传说，“四人帮”横行肆虐，上下折腾，开罪了“苍龙”，于是把巨大的实难，连连降到中国人民头上。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并没有停止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斗争。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此后，叶剑英重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军队的统一稳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75后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同“四人帮”夺取军权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六、七月间，他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对全军20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76年初，龙头还未抬，大祸就降临了。

1月8日9时57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巨星殒落，山河缟素，大地哀号，整个中国在寒风和哀乐中震颤！

然而，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时，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却暗自弹冠相庆，加紧进行“批邓反右”、乱国篡权活动。这伙丧心病狂的黑帮对周恩来怀着刻骨仇恨，不仅在周恩来总理活着的时候、患病的时候，疯狂地迫害他，而且在他去世之后，仍然卑鄙地凌辱他和他的亲人。他们知道，周总理的逝世，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周恩来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不会消失。于是千万百计贬低他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总理的活动。

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两天中，“四人帮”只到北京医院应应卯，便扬长而去，急急忙忙躲进钓鱼台、加紧策划夺权的“大事”去了。

江青这几天兴致很高，每天晚上又说又笑又跳舞，几乎闹个通宵。这天晚上，四个反贼又凑在一起密谋。

“女皇”倚在大靠肯椅上，向“文臣”发泄起来：

“文元，怎么搞的？报刊、广播里还在不停地宣传那个人？”

“已经是三令五申了”，姚文元满面愁容地说，“群众情绪很反感，大面上要过得去，反正悼念一阵风就吹过去了。”

“那不行！不能叫他活着压我，死了还压我！悼念的规模声势越小越好！”江青怒不可遏。

张春桥从中解围：“死者逝矣，当务之急是要顶住活的，要盯住国务院。要把政权拿到手。悠悠万事，惟此惟大！”

江青一听，正合孤意，她说：

“现在我们眼前还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的，一个是广东的，要一个一个对付！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能让悼念活动冲击批邓大方向！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