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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不说降低定额的话。徐向前到成年后才体会到，母亲这样做，也是一种对孩子的爱，而且是真正的爱。这对他吃苦而劳的坚强性格的形成，是一个直接的因素。

到了夏天，母亲安排他去割草，挖野菜，采榆、杏、桑、槐、杨、柳叶。受生活的逼迫，他小时候吃过许多种野菜和树叶。这对他后来从事千难万苦的革命事业倒很有好处。战争年代，长征途中，他这些生活经验帮他度过了许多难关。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时，粮食极度缺乏，他带头采野菜充饥。

母亲的教育，使徐向前学会了许多适应社会的实际生存能力。他会做各种家务事，会做力所能及的农活，还学会了各种编织手艺。在他当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家里还用着他编的笊篱。

毛泽东曾给他的挚友、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母亲属于第三种人。徐向前的母亲也属于第三种人。

在母亲的影响下，徐向前不仅勤劳、善良、能吃苦、讲求实际，而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一性格特征的形成，使他成年以后能忍人所不能忍，承受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母亲是慈爱而又严厉的。父亲同样严格而慈祥。在徐向前带兵打仗以后，他也继承了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生于1857年。因家境艰难，从小在外祖母家就学。13岁丧父。近20岁时通过了清朝科举制度的最低一级，获得了能在县学、府学读书的生员学位。一般称秀才。生员有应乡试的资格，乡试合格称举人。可是由于家境不济，他一直没有通过乡试，到老还是个“穷秀才”。

“我父亲是个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这是徐向前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徐向前的父亲学字“次江”，号“遇丰年”。次江这个学名很少有人称呼，“遇丰年”倒是村里人经常叫的。村里有大小事情，如打架斗殴难解、家庭纠纷不平时，都愿意找遇丰年评说；有分门立户、割地买房的事，也要找他作中证。

村人信任他，不完全是因为他有一点学问，主要是他热心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村里设立学堂，他到处奔走去请先生，学堂的房子坏了，他也率先出力维修。

父亲的行为，是家风的体现，给徐向前以很大影响。他模仿着父亲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不阿强凌弱，不媚富欺贫。但是，徐向前也不是对父亲所有的行为都效法的。父亲在外对人很友善，在家尽管与母亲感情很好，但放不下男人对女人的威严。徐向前总是站在母亲一边。维护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徐家的日常生活，虽然由母亲安排，但家庭经济的掌握和支配权是在父亲手里，母亲手中很少存过一文钱，徐向前对此颇不平。他当了小学教师之后，每月有20块白洋的薪水，父亲要求他如数交给自己，不能给母亲。可他看到母亲手里年年不进一文，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回，他领到薪水，偷偷地交给了母亲3块钱。父亲问他怎么只有17块，他只好撒谎说，一个同事成亲，那3块送礼了。这大概是徐向前从小到大唯一对父权的一次“反叛”。

徐向前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家庭里，这使他很少产生逆反心理，性格中缺少反抗精神。就是他后来参加革命，也不是为了反剥削反压迫，而是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他这种本份、听话、顺从的“好孩子”性格，使他上黄埔军校后很容易便接受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格言，并恪守终生。

父亲看儿子，总是把眼光放在年龄的前面，给设计一条路，让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徐懋淮虽然没有给儿子的未来“定向”，但他心里清楚：儿子有了学问才会有前途。

徐向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庄农杂志》之类的书，并让他描红摹字，临帖抄仿。这不仅是对徐向前，对徐向前的哥哥、妹妹以及后来对徐向前的大女儿松枝，都是这样的。由于父亲的严格教导，给徐向前打了一个基础。入村塾读书时，学习成绩不错，先生经常称赞他。徐向前说：“我小时候并不聪明，学习不落后，主要是父亲给了我启蒙教育。”

徐向前在村里读了三年私塾后，被送到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小学里设有语文、算数、英语、历史、地理、理化和修身等课程，比较正规。每日有体操，每周末有一次“学生军”大操典。从学习内容到学校活动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徐向前在这里住读，知道了许多自己以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