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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到了上学的年龄时，正处在辛亥革命酝酿的时期。

由于家境困难，父母把他送到外祖父家里读私塾，外祖父家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地主家庭，清末的老师是一位前清秀才，整日里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在儿童们的心目中，和他们的本性相乖，因而也就沉闷异常。当时，聂荣臻的三舅在重庆法政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当时重庆的最高学府。他经常回家，带来许多社会消息。舅父的亲戚朋友，有的是共和党，思想比较保守，有的是国民党，当时比较激进。他们碰到一起，常常争论各种问题。年幼的荣臻对城里来的消息感到好奇，觉得他们的争论挺有趣，尽管还不可能懂得共和党是怎么回事儿，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但社会需要变革的启蒙思想已经不知不觉地闯入了他那幼小的心灵之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不时向四川卷来。

本来，由于四川素以资源物产丰绕著称，被誉为“天府之国”，又是西南政治经济中心，清政府要统治西南，必须控制四川。另一方面，四川交通不便，运兵进川和运物出川全凭长江水路，李白曾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此清政府又有鞭长莫及之叹，加上四川人民对清政府统治并不买帐，不断有各种斗争，所以清政府对四川人又气又恨。聂荣臻小时候曾听大人讲了一个故事，清朝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后来，偏偏有一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纷纷把此事传为佳话，说“骆”字拆开是“马”和“各”，在四川话中，“角”和“各”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这则故事说明四川人有叛逆性格。

因此，清朝对四川的统治手段也特别残酷。

辛亥革命胜利后，老式的私塾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逐渐被新式学校代替。聂荣臻进入新式学校读书，虽然还学文言文，但白话文越来越多，此外还增加了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他逐渐开阔了眼界，开始懂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

小学毕业后，聂荣臻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在这里，他一面读书，吸收科学文化知识，一面从事当时国内国外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思考，寻求出路。

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正值寒假前夕，同学们气愤已极，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寒假时，由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聂荣臻回到家乡，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曾到各处作过几次演讲。后来，他曾回忆说：“我演讲时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了一通，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聂荣臻回忆录》这是聂荣臻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

寒假返校后不久，即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聂荣臻和同学们一起，撒传单，贴标语，派代表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进行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当时学生们少年气盛，不考虑后果如何，也未能想到，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花钱买的，一旦烧掉，受损的是中国人自己，而对日本人则无损于皮毛，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倒造成商人对学生的不满甚至仇视。最终，学生们还是把这批日货烧毁。这样以来，引起商人的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学生们下毒手。好在暑假将至，聂荣臻和其他几个学生代表就离开了学校，他们意识到，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这件事成为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搞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聂荣臻中学时期，军阀之间兵连祸结的事情使他苦恼，他痛恨军阀，尤其对外来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

那时，年轻的聂荣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他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学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富民强，他相信“工业救国论”，虽然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各有各的主张，众说纷纭，聂荣臻的年轻心灵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