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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两弹研究来说，聂帅认为，只有材料、技术等“硬件”不行，还必须搞好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这类“软件”。大跃进以后，聂帅耳闻目睹科研单位有不同程度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有些科技人员被批判为“自专”，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从1960年冬天起，聂帅组织人调查摸底，先是到导弹研究院，后来又到中国科学院，结果发现科学工作者每周六个工作日当中用于科研的时间不足一半，大量的时间被用来搞政治学习或与科研无关的各种体力劳动。聂荣臻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亲自过问，并以国务院名义下发通知，规定在科研人员中一定要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

在人才分配和使用方面，聂帅强调学用一致，专业对口，并且三令五申，要各单位认真执行，他号召各级领导大胆信任和使用科技人员，要当好勤，对他们吃饭、住房、甚至小孩入托入学、爱人两地分居等等都要尽可能帮助解决，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其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文革”前夕，聂帅曾考虑适当提高知识分子工资待遇问题，当他把设想的方案向毛泽东口头汇报时，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他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可以超过我的工资，可以突破国家最高工资标准的限制。可惜不久“文革”开始，这个方案未能付诸实施。在知识分子政策上，聂帅的确下了很大工夫，他多次召开会议，或找知识分子个别谈话，广泛征求意见，并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专门班子，经过半年多时间，前前后后搞了几十稿，还在杭州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最后制定出“科学十四条”初稿。此后，又在若干科研单位先试点，经过反复讨论、实践、修改，最后由聂帅签署，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和政治局会议通过，1961年7月19日，被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了。“科学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即“出成果，出人才”。

二、保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减少干扰。

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四、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科学工作实际出发。

五、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简称“三敢三严”精神。

六、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强调行政干部能做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员做，业务时间让科研人员自由支配。

七、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

八、加强协作，发展交流。

九、勤俭办科学。提出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科研机构要力求减少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员，增加科研人员比重。

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十一、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指出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有二，一是拥护共产党，一是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许多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或社会关系属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相当普遍，这一条是为了澄清人们对知识分子“只专不红”的偏见。

十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十三、大兴调查研究。

十四、健全领导制度。这一节规定，研究所由党委全面领导，贯彻技术负责制，学术工作由行政和学术领导组织（主要指科学家）决定，党的室、组一级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当时，科研系统的有些党员，总觉得自己比知识分子高一等，至少不能让知识分子翘尾巴。所以一切由我说了算，瞎指挥、外行指挥内行盛行。

因此这一条规定，只有所一级党委才有领导权，党员个人的见解，不代表党。

“科学十四条”下发后，广大科研人员无比拥护。青年科技工作者们说：“文件中的话真是反映了我们的心声。它关于红专问题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过去只是看你社会活动参加多少，不看工作表现，随大流，开开会，唱歌跳舞，都是比较容易做到了，真正要在业务上作出成绩，不下苦功是不行的。”

1962年2月16日，聂帅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他私下找少数科学家谈心时，发现他们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聂帅，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

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