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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丽丝这匹害群马都可以称为斯达哈诺夭式学生了。可惜这野马总跑不上正道！”不过政治老师却很喜欢我，说是“有性格的孩子才是可以教育的孩子。”

我的政治老师戴副透明的白色胶框眼镜，连走路都在读书。他血气方刚，讲起课来很狂热，那语气那手势，让人觉得他巴不得将我们的头盖骨揭开以便将富国强民的主张一勺子就填进我们脑袋里。一上他的课我就很兴奋，于是我就加倍努力学习政治，放了学还翻爸爸的书看。爸爸有种《时事手册》的刊物，讲的全是政治事件。虽然我看了如堕五里云雾般稀里糊涂，但依然坚韧不拔，硬是生吞活剥地强记一些内容。比如说新中国建立后实行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比如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1951年5月10日在北京签定的；记住了到1952年9月为止完成土改的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的90％以上；同年初，又对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还记住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1955年10月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总而言之，记住了一个小孩绝不会感兴趣的东西——我这样感兴趣地做，除了觉得这是为国为民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觉得不该辜负老师的知遇之恩。因为他说他不但自己要努力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家，还要把我培养成政治家。我也很愿意长大成为政治家、不过，我始终也没有当成政治家。他也没有，他变成了一个右派分子。

第十三章

政府向女子要求献给英雄的，是指“青年时期”了。

但我依旧搞不清为什么，政府对男女要求献出的东西会不一样。

※ ※ ※

有天放学后，我们班的女生刘碧云对我说：“你星期大到我家玩，好吗？”我吃了一大惊。因为我的外号是“害群马”，是“祸祖宗”，连许多老师有时都那么叫，形象那么差，以致班上的女生都不跟我玩，除非她们受了某个男生欺负，自家又没有兄长出头抱不平，才会出了校门后，揉着眼睛来告诉我。下次放学，我必在路上指名道姓找那男生狠狠打一架。

刘碧云可是我们班的少先队中队长，拿奖状的好学生，从来没人欺负的，突然主动找我玩？我摸不着头脑，就眼瞪瞪看她。

却原来她大姐星期天要结婚，嫁的是个志愿军。刘碧云告诉我，她大姐读师范时，积极响应校团委的号召，像全体女生那样，写信给最可爱的人——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叔叔，就像我们写信给苏联小朋反那样：事先谁也不知信落谁手。回信给刘碧云大姐的是个机枪手。书信来往一年多后，机枪手突然断了回音。她大姐急了，想了许多办法，才打听到他受了伤锯了左脚，不愿再跟她通信。从此后，她大姐就没断过往朝鲜寄棉鞋寄毛裤寄照片。机枪手随大部队撤回中国后，刘碧云的大姐一定要嫁给他。他起先怎么也不肯，说少了一截脚，怕拖累人家姑娘。刘碧云对我说：“我们全家都劝他娶我大姐。他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才受的伤呀，哪能没有一房好媳妇照顾呢？”说着眼圈儿就红了起来。

我最怕见人掉泪急忙应道：“中队长，你别哭，别哭，千万别哭！我星期天一大早就上你家玩。要不，现在马上就陪你玩。”就赶紧从我两只军装口袋往外掏弹弓，掏水枪，还掏了只小竹削的鸟哨，一样一样往刘碧云手里塞。

少先队的中队长却一跺脚又哭又笑，道；“哎呀，谁跟你玩这些东西呀！还不收起来，呆会儿老师着见又要批评你了！”她告诉我，星期天，新姐夫的许多战友会去参加婚礼，她家姐妹们想为这些最可爱的人表演个节目：合唱一首他们在朗鲜很爱听慰问团唱的歌，叫《在泉边》，想要我吹口琴给她们伴奏。她姐姐在另一所小学当老师，还教过我两个月的。

婚礼进行得很快乐。所有宾客热烈称赞新婚大妇，说他俩属于当时的楷模，政府提倡“好男儿为祖国献生命，妇女儿为英雄献青春”，刘碧云大姐和这个机枪手的形象，恰恰如此美好。

其实早在1951年10月，志愿军赴朝鲜参战后，这种号召就已经很响亮了，但直到我亲自参加过熟人的婚礼，才忽然认真去想一想。

一想，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好男儿和好女儿献出的东西不一样呢，也不明白到底什么是青春，于是回到家扔下口琴就翻《辞海》。

《辞海》对“青春”，有本义与引伸义之解：

1　是“因春季一片草木青葱故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