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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爱管我，也许跟她幼儿园起就当班长的习惯有关。那时我喜欢蹲在地卜赌洋画。洋画就是些像火柴盒面积大小的硬纸片，印着些连环画上的人物，从哪吒到张飞应有尽有。玩法相多。比如将几张垒成一叠，弯成弓形反扣地面，手掌也弯成弓形在地面拍，将洋画以掌风一张一张掀翻，翻一张赢一张，翻两张赔两张。或是赌香烟盒。不管哪种玩法，总要使巴掌击地。凡在这种场合，妹妹就在旁边给我讲道理，从“赌博是一种旧社会才有的不良行为”说到“在地上摸来摸去是不讲卫生的表现”。我很早就吃惊于妹妹对说理的热衷与坚韧——她次次以苦口婆心开头常常以痛哭流涕告终，非将一圈人的赌兴败尽不可。大院的孩子为此对我十分有意见。

几次三番之后，我再不准她靠近赌圈，叫她远远站着：“你望风，发现爸爸就来报讯。”每回她都说：“姐你再赌我就告诉爸爸。”我就每回都说“你告去。爸打死我，你就没有姐姐了，去，去告！”她就不去告，去站个拐角的地方，去恨我恨自己，她自己把自己恨得手脚发抖。有时她会从拐角处慌慌张张跑来警告道：“姐，姐呀，快快快，爸来了！”我就站起，连洋画带脏手一并揣进衣袋扬长而去，我知道妹妹绝对不会出卖我。她会又跑回拐角站。爸见了问她“为什么刚才慌慌张张？”她就很痛苦，什么也不说。也不知是我爸不忍心看到小女儿的难受样子抑或总料定是大女儿已经捣过了什么鬼，一次问不出，就不会追究妹妹了。但她仍然痛苦。长大后，她告诉我，她痛苦是因为恨死我赌博又不得不放哨，既不愿意我挨打又不愿意自己撒谎，并且问我从前为何那般赌痛深重。我说，其实输赢我都无所谓，不过我很喜欢体味输赢之前那一霎间的心情。她大不以为然。去年我在摩纳哥打电话给她，她立即慌慌张张审问道：“姐，姐呀，你是不是跑去蒙地卡罗赌钱？”不等我回答她又忿忿添了句“我记得你在红房子的时候就很爱赌洋画赌烟盒！”我乐得哈哈大笑，然后就很奇怪我妹妹怎么一辈子都在担心我惹祸。

这些年我满世界乱跑，常常没想到地区时差但无论到哪里，都会往美国给妹妹挂个电话，第一句话总是问“你那儿几点钟？”无论什么钟点，只要她在家，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她马上就问：“姐，姐呀你现在在哪里？你没出什么事吧？”语调依旧慌慌张张。有时忙，久久不给她打电话，我的录音机里就会有她接二连三的口信，说是“姐，姐呀，你现在在哪里？你没出什么事吧？”一口四川话，慌慌张张的。

我见过妹妹在大学授课的气度：她纵横捭阖，谈笑风生。可惜一心一意要他小女儿从事文学的父亲见不到了。我从小就被硬造成彻底的无神论者，不然，我会祈祷父亲的灵魂如陨石般从天降落为妹妹骄傲一番。不过没有游魂也好，否则他要又一次被我惹得怒发冲冠：他一定不赞成我选择巴黎侨居，他怎么可能听任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少约束的大城市呢？我爸爸的灵魂肯定要捉我的耳朵！

不过我那天从右派分子金绍先家跑掉之后，爸爸并没有预料到我的将来，我自己更没有料到。我连那次逃家事件到底会如何收场都没法猜想，只是从妹妹手中接过湿毛巾将自己擦了几把，抓过衣服换了，又急急忙忙拿出作业本来，叫妹妹转身，让我将本子摊在她背上做好头天的功课。趁爸爸去游泳没回来我赶紧从扶手滑下楼，一直跑到学校去了。

上午有节体育课，是400米接力跑。我没有早餐吃，也没有午餐吃。中午同学们回家，我留在教室饿得发慌。我没有钱买吃的。

红房子的家长，除了过年过节掏些小钱给孩子，平日多不兴给零花钱的，说是怕孩子们自小养成“拥有私产”的观念。若有需要，说清用途，家长若认为用途正当，是会给的。但绝对没人敢事先向别人借钱，父母都说过那是一种很丢人现眼的行为。我的钱只要一到手，不是冲去书摊看一分钱一本的连环画就是买了火炮玩，哪至会有积蓄？这时，就只好跑去喝了很多凉水，谁知上几趟厕所之后，肚子更觉空空如也。

下午放学后，腿都软了，但还不敢回家，就在教室里坐着盼天黑，边盼，边听着肚子咕咕叫，面对满窗彩霞，心中一团乱麻。一会儿可怜自己，觉得太过冤枉；一会儿气恨爸爸，不明白他为何敌我不分；最令我困惑与痛苦的，是我那么敬爱的政治老师居然变得成右派分子！想想政治老师爱国爱得那么狂热的表现，我突然开始怀疑他是遭奸人陷害，就想起从茶馆听来的一些故事，想到岳飞如何被秦桧诬告、林冲怎么被高俅栽赃就越觉得我的老师被人设计害苦，应该找个像包公那样的